有一位老人，一直不愿意阅读这段文字，她说这里的每个字，都能轻而易举地敲碎自己的心脏，她就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母亲印象

见到徐宗懋提供的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叫陈悼如。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

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朱晓枫对母亲的全部印象。这对母女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总部设在福建的台湾少年团。这是抗战期间，由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著名儿童抗日团体。1945年底，台湾光复，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登上了宝岛。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3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在老师的影响下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苏北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1946年5月，朱枫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谁知这竟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格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1951年，朱枫在台北牺牲一年后，已经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朱晓枫才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