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新华社记者王殊被派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常驻记者。本文讲述他在德国期间，亲身经历中德建交的谈判过程。

■施罗德单独约见

1971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0月联大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中国问题更成了西德执政党和反对党争论的焦点之一。

1972年1月底，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遇到了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编者注：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同姓，并非同一人），问到他曾两次对记者表示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有何想法。他想了一下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打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过了十多天，他的秘书就来了电话，约我在2月21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

施罗德是老一代外交家，态度严肃，说话谨慎，我不得不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可是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谈到正题，我只能直截了当地问到他访华的问题，他这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但仍不愿说具体时间，只表示听从我方的安排。回到办公室后我才知道，就在当天，基民盟主席团已正式作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很快把这件事报告了外交部和新华社。

过了一些天，外交部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施罗德在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周总理同外交部同志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勃兰特政府对同我国建交顾虑重重，我国先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这对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利。施罗德当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首先邀请他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比较妥当。

回到波恩后我立刻约见了施罗德。当晚，他就即将访华一事对报界作了宣布，在德国国内外立即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报刊认为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可是，也有一些媒体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苏联、东欧报刊更是攻击施罗德进行“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