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学回忆说：“我记得那批片子里有《南征北战》、《烈火中永生》等，看得人热血沸腾。”在描述那个年代人们文化生活的状态时，他用了一个词，“饿狠了！”在复审过程中，李梦学印象最深、感觉最欣慰的，是影片的公演改变了一批艺术家的命运。“有的片子，复审小组认为没问题，但导演可能受历史问题牵连一直没工作。随着影片的上映，他可能从此恢复了艺术生命。”

由于通过复审就可以重新印拷贝，影片一上映电影厂就能凭借拷贝数量从中国电影总公司拿钱，电影厂几乎以10为单位送审影片，以至于在放映片库里，装着50斤重的片子的大铁桶堆积如山。

由于当时忙着大批判，复审组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固定下来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人，陈少舟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常感慨：“这段时间把别人需要看一辈子的电影都看完了。”他说，在这段审片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对影片的限制越来越少，逢年过节，为配合节日推出一批好片子，工作组经常是集中看两个星期的片子，多的时候一天6部，然后上报。上面基本不用再看片子就能通过。

这时看参考片，成了枯燥的审片过程中惟一的娱乐方式。李梦学也说：“在当时，人们以能看到参考片为荣。”陈少舟解释说：“‘文革’后，所有的外国电影都叫参考片。　

”到了晚上，参加审片的领导、专家累了，就会提议，“今晚有空，看看参考片吧”，工作人员就会问清楚，是想看美国片，还是苏联片，要看战争片，还是爱情片。在得到答复后，陈少舟要到位于东郊，有军队层层把守的中国电影公司资料片片库取片子。工作人员要陪着，直到看完再送回片库。

1978年11月，复审小组向中宣部报告，要求一次批准包括《红旗谱》在内的50部影片。隔了半月，又审了20部。到1979年初，复审小组的工作接近尾声。此时，共上映了600多部影片。另外还有一批外国片，如苏联电影《母亲》、《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英国电影《雾都孤儿》、《百万英镑》；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朝鲜片《卖花姑娘》等也陆续通过审查。此时也有30多部电影没有获得批准，如《风从东方来》、《哥俩好》、《柳堡的故事》等。但在几年后，这些影片全部上映了。用一位电影工作者的话来说，“兜兜转转划了一个圈，一切又回到了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