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生中为中共财经战线立下的卓越功勋
2007年05月22日 14:05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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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谋财上海滩

陈云为党谋财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29年8月,他到江苏省委工作。除了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工农运动,陈云还担当了一项重要职责―审查党内的财务。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革命者除了时刻要提防敌人的搜捕,还需要操心生计。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从共产国际得到一些资助,但数量非常有限,必须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但党处于地下状态,经费来源极其困难。很多党员是抛家舍业来参加革命的,根本就没有收入,不但交不起党费,还需要党组织帮助其维持生计。有的党内掌握经费的动摇分子甚至卷款潜逃。

经费不足,对开展党的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审查帐目,按月结算,并要签字为据。而且规定,十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省委常委来核定。

1931年4月和6月,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党中央特科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顾顺章熟知的许多秘密机关、人员、方法不能够再用了,工作一度陷入停顿。陈云在这种非常时刻,主持党中央特科工作。

陈云处变不惊。他在上海活动多年,认识他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叛变后,整天带着特务搜捕认识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处境极其危险。但他沉着应付,以过人的机敏坚持了下来。主持特科后,调整内部组织,安顿中央机关,惩处叛徒,重建情报关系,迅速使特科重新发挥了令敌人胆寒的威力。除了做好保卫中央的工作,陈云还兼顾着党的经费工作。

向忠发叛变后,不但供出陈云是顾顺章叛变后的中央特科负责人,还供述说:“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当时,苏区成为党中央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忠发向敌人出卖了这个重要渠道,并不能难住陈云。他改变了经费收支和周转渠道,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

章秋阳是陈云的老战友,原名章郁庵,192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与当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的陈云相识,并一同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通过其二哥,著名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成为商界一个活跃人物。章秋阳到特科工作后,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

此外,陈云还精打细算,用有限的资金开铺子做买卖,既便于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又能为党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货店是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护机关。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熟谙“十里洋场”内幕的陈云,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他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大小流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40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产国际的代表对陈云的机智赞叹有加,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当时,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是“公司”的“书记”,代号是“先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煤铺的帐房先生。谁会想到,一个其貌不扬、总在一角拨拉着算盘的帐房先生,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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