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后排右一）在日留学期间与同学合影

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参加的新中学会，建立以后采取的活动方式比较民主。学会在成立时既没有推举会长，也未建立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一类的集中领导组织，仅在开会时公推比较年长的一人为主席；会内的具体事务，也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二人以上的干事担任。在京都与周恩来等人合影时坐在居中位置的马洗凡，在会员中年纪较大，曾在南开中学任自治励学会副会长，在1918年3月间一到日本，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人成了会员公认的新中学会实际领导人，成为新中学会决定会内一切大事的中心人物。新中学会在创立初期，会员的组织生活是相当严格的。当时，新中学会在东京租定早稻田隺卷町12号一所住宅为会址，名为“新中寄庐”（ 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住处）。每逢星期日上午，新中学会就在“新中寄庐”举行会员座谈会。在座谈时，每个会员都先各自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及自己的学历、志愿等，然后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学行感想等；再有，就是轮流座谈个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或作学术讲演。为了纠正不遵守时间的恶习，学会规定准时开会、准时闭会，无故不许迟到早退，并决定凡无故迟到者应自觉地站立一旁，必须等主席招呼后方许就座。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曾几次到“新中寄庐”参加会员座谈会，在1918年6月9日的座谈会上，他讲了《婚姻问题与独身主义》。 

1918年7月上旬，周恩来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又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是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1918年7月20日，是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到新中寄庐参加了纪念活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有：“早起赴新中寄庐，祝新中一周年纪念，由铁卿读祝词，毕摄影，共往郊外大久保大山团聚。”几天后，他还将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天拍的两张他与4个会友的合影照片，及一张摄有诸多祝词的照片，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使之得以存留至今。 

1918年7月底，周恩来取道朝鲜半岛回国，在天津家中住了有一个月。他又回日本后，大约在10月份，新中学会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约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约定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在“新中寄庐”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约定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采买、看门等生活事务，均由会员轮流担任，不再雇用任何人；在就餐时，实行一饭一菜制度。为了发挥会员间的互助精神，各人所有现款都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不许浪费。此外，由经济比较充裕的会员一次或分次交出定额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用。

到这个时候，周恩来搬进“新中寄庐”（其日记本后面的“支出款项”帐单中有1918年10月“搬家”用去2元、交“饭钱”4元的记载），与马洗凡、童冠贤、高仁山、杨扶青、张子纶、李峰等人一同过起了集体生活，“炊爨洒扫皆自为之”（天津南开中学校董范严孙1919年2月5日给其子信中语）。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问美国归来，路过东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新中学会会员共进午餐。据杨扶青等人在《新中学会纪要》一文中回忆，那一次新中学会会员与张伯苓、孙子文和范源濂等人共进的午餐，就是由周恩来和马洗凡、李峰等新中学会的会员自己烧的。当时，张伯苓等人都热情称赞周恩来、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在“新中寄庐”过的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那时，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马洗凡和杨扶青等人，就一起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给了周恩来在生活上以较大的资助。

周恩来参加新中学会，入住“新中寄庐”以后，同在东京已经入学或准备考学的新中学会会员，不管是原来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窗，还是新结识的来自天津法政学校、天津水产学校等校留学日本的同学，都成了关系异常亲密的朋友；那时，这几个学校在东京以外的地方就读的同学，如由天津政法学校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的安体诚、于树德等人，也都先后加入新中学会，成了周恩来志同道合的会友。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除了想考学深造外，主要想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极想了解世界的“新思潮”，掌握“哲学的思想”和“科学的能力”，以便日后归国积极从事救国运动。为此，在紧张的备考之余，他常常到位于神田区北神保街的中华青年会馆，阅读日文报纸和书刊，还经常阅读由国内寄来的《新青年》和南开中学学生自己出版的《南开思潮》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