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到消息，说邓小平已经去世……”

电话中对方迟迟没有回答。

“是不是晚上九点钟左右……”

对方还是没有回答。

我知道他不能说明，却又不愿使我得出错误的结论。过去一个星期，同样是他，曾不止一次明确地对我说：邓是重病，但没有去世。”

可以打的电话差不多都打了，传讯电视总裁于品海就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他也打完了电话。我们交换了最后的看法，只需要几句话，因为到这时我们都确信邓小平已经去世，不再有任何怀疑。“播吧”，我们走出办公室，向等候在编辑室里的同事说。

执行总编辑陈庆源、副总编辑张宏任和当班的编辑主任麦耀安为播发这一消息作好了一切准备，并且已和上一天刚到北京的“中天”记者梁冬等联系上，要他们立即赶往邓家和三O一医院附近去看看有无异常动向。“怎么播？”我随手拿起一张电脑打印纸，在反面写上两行字：“据本台自北京获得的确切消息，中共元老邓小平已于十九日晚上九时前后在北京因病去世……”

“中天”正在播放的新闻节目突然中断，画面换上了邓小平的照片，主播程治平抑制着起伏的心绪，用仍有点发颤的声音把这一消息传向了全世界。这时是二十日凌晨一点十八分，下面一步应该做的是尽快通知其他传媒机构，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中央社等，也告诉香港媒体：“中天”已经报道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

我们不安地等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一点四十三分，美国CNN用不确定的语气报道香港有邓去世的“传闻”；二点十分，路透社转述了“中天”的报道；二点十四分，香港无线电视（TVB）记者谭卫儿自北京报道邓于十九日晚九时零八分去世，她是第一个说出邓去世的确切时间的记者。二点四十五分，北京新华社正式公布消息。

早上七点多，我作了十五分钟的新闻分析直播节目。我在开始时说：“经过一个很长的通宵，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中文电子媒体，我们没有让英文的或者日文的媒体抢先。”
我已经超过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天”能够抢先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就靠那天晚上“博一博”运气。事情却非如此。如果把这场新闻战比作一场球赛，那天晚上只是关键的临门一脚，但赛事却早已开始。

这一轮关于邓小平病故的传闻始于二月十三日前后。最先是一位“中天”的同事焦急地跑来告诉我，北京中央机构中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邓小平已去世，下午四时将发布消息，要他尽快把手中的香港股票抛掉。他说得如此肯定，我当然不敢疏忽，花了一个上午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查证。但他们都说没这回事，广州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李鹏有没有按原定行程到广东茂名为三十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典礼剪彩。

此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不断听到有关邓的传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查证，半夜都会被电话吵醒。二月十四日下午，又传来消息，说当天晚上北京将有重大宣布，香港某家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电视台已抽掉原定的节目，又说某家报纸已更换版面。我马上打电话给那家电视台高层，他说没有那回事。

紧张的二月十九日凌晨

不断的查证虽然令人既紧张，又疲乏，但也使我们更加知道怎样去辨别消息的真伪。在查证过程中我们也弄清楚，这次邓小平确实病重，似已凶多吉少。我们须为如何报道邓去世的消息作最后的准备。

十四日那天，我、陈庆源和于品海一起讨论，一旦邓去世“中天”报道的基调，于品海当时作为行政总裁，有一段时间直接掌管“中天”的新闻编辑业务。我们认为，应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为他深厚权力继承预先做了安排，并使中国变为国际上的一个稳定因素，这一基调后来被台湾某家报章指为“左倾”。

我们又要求“中天”的同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处理有关邓的消息，不得随便报道未经查实的传闻。一旦获得邓病危或去世的确切消息，“第一梯队”的记者必须在一小时内赶往机场前往北京，第二、第三“梯队”也须尽快跟上。

十八日下午，我们召集“中天”各组负责人开会，对如何追查和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新闻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可以说，到那时我们已开始进入“临战状态”。我和陈庆源又商定，原定于数天后去北京采访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北京之行的记者尽量提前出发，最好当天晚上就上飞机。有了那几天的“热身”准备，十九日晚消息传来时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只剩下查证和判断。

十九日晚上近十二点时，我在家中收看晚间电视新闻，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于品海打来的；他的一位北京朋友打电话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去世。我立即叫了出租车赶往柴湾的明报工业中心，“中天”编辑部在九楼。明报大楼底下有二、三十个员工在等公司的车子回家，我看了一下“中天”的只有“九七”专题的徐小姐。我拉住她一起进了大楼，在电梯中我才告诉她今晚可能有邓的大新闻，请她多留一些时间待命。

这时于品海已经到编辑部。他的消息来源可信度极高；据他后来对台湾传媒说，那位朋友在电话中用的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语——“那批货物已经卖出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就这样报道出去，必须做严密的查证，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进了办公室各自打电话。我们的消息来源是属于很不相同的两个圈子，如果他们都能证实这一消息，那就无可怀疑了。在所有打通的电话中，有人证实了我们得到的消息，而且没有人再如前几天那样给予明确的否定，所有的暗示也都指着“确有其事”的方向。我们感到可以踢那临门一脚了。

像邓小平去世这样的重大事件，在中国新闻采访中即使不算百年一遇，起码也是十年、二十年一遇。为了及时捕捉这一新闻，各地传媒、尤其是港台两地中文传媒，这几年来已不知耗费多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