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深深的忧虑，但仍积极参加“文革”

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每天都瞬息万变的政治背景下，老舍为什么还要在“八二三”（1966年8月23日）那天来单位上班，参加北京市文联的文化大革命﹖

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

而在此之前的7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援越抗美”大会上，老舍突兀地向巴金表示：“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从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老舍此时此刻的心境，甚至处境，都是极其复杂的。

据老舍之子舒乙《再谈老舍之死》的叙述：1966年8月初的一天，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的回族大阿訇马松亭与夫人一起在什刹海岸边“闷坐”时，抬头突然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拉他一起坐一坐。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

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及其大妹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意味深长的是，茅盾在1978年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的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老舍先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由于卖国贼林彪和叛徒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