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透露出《金瓶梅》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二月闭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说：“《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实际上，第一次对文学作品的大规模禁止，在清人未入关之前便开始了。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指示对汉人的演义小说“停其翻译”，手段还比较温和。顺治九年，入关之后，对小说戏曲的禁令便有恫吓色彩了：“坛间书贾，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它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业禁，违者重究治”。康熙二十六年，禁毁小说书目开为150余种，五十三年则复颁谕：“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金瓶梅》既为 “淫书之首”，而“向干例禁”，对它的禁令，是格外森严的。清乾嘉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间刊布，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
新中国建立以来，《金瓶梅》的小范围解禁是毛泽东主席拍板的。
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
这2000部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二十一册，正文二十册，二百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 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毛泽东还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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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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