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金融市场有两条主脉，一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再造”上市；一为内地资本市场的涅盘“新生”。这两条主脉于今年7月5日中行上市时初次相逢，并且注定，还将以一种更为浓墨重彩的方式再次汇聚。这次“重聚”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和现实价值，以至于可以被理解为是“大半个句号”，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两条主脉的汇聚发生在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先后相隔30分钟鸣响的锣声中，全球关注的工行世纪IPO，及其所承载的巨大意义，被嵌入了一个历史的定格。

工行上市之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在这个“世纪IPO”中，内地市场的发行规模不足香港市场的一半。在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将满18个月之时(仅差2日)，这项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最重大变迁可谓已接近尾声，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这项改革可谓已大功告成。在重启IPO、迅速构筑起全流通市场新秩序的多重框架后，将健康的公司“血肉”注入新的市场“骨骼”，将是内地市场生命力的核心所在。继中行之后，又一个具有良好盈利预期和稳健特质的巨型银行股登陆，无疑是内地市场奠定蓝筹地基和价值投资文化的重要来源。

这还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从工行A+H方案的提出到最终今日上市落定，在工行案例背后，无论是方案设计的创新、两地监管协调，还是时机、定价和路演的安排，这一切所折射的，其实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整体复杂度(Sophistication)和水平的跃升，“绿鞋”机制在内地市场的引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换言之，中国内地市场正在向国际水准看齐。这是2006中国金融的资本市场涅盘“新生”主脉。

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再造”上市的另一条金融主脉看，也不难理解工行上市之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全部意味。长期跟踪中国金融的人士一定能够体会，数年间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国际主流态度”发生了怎样戏剧性的逆转——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堆积了巨额不良资产、内控松散、盈利能力低下，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危机的“引爆器”。而今天，全球范围内对工行IPO的关注和对工行股票的热烈追捧，已经被不少基金经理戏称为“缺乏理性”。

其实，戏剧性转变背后的痛苦“裂变”历时久远。对银行业的重整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发行特种国债补充资本金、成立四大AMC转移不良资产，到外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建行、中行、工行循着总体类似的路径一路前行，外部力量的注入和内部机体的嬗变终得以良性循环。此中的痛苦和压力可想而知，尤其当“贱卖论”和“金融开放是否过度”的争议一度甚嚣尘上时，改革设计者和实施者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是以胆识和智慧，循着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的三步曲坚定前行，很难设想有今日之局面。

由于相较于中行、建行更为庞大的“体形”和市场占有率，也是由于在“三大”的疾行改革后，农行改革普遍被认为将缓慢而行，因此，我们将工行今日的上市解读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半个句号”。此为2006金融汇聚的第二条脉络。

从市场的情况看，两条金融主脉汇聚于今日的工行上市，折射出的还有被国际投资者乐观看好的“中国热度”。今天工行上市成为全球有史最大IPO，被超越的纪录是1998年的日本电信公司DoCoMo。历史的比较给人启发，此中暗喻的恰是“IT热”到“中国热”的演变。当下，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实业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语汇。就金融改革的语境而言，由于国有银行改革的推进，银行业风险减弱，成长和盈利机会增加；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打通了定价和市场的阻滞，内地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可期；此外，随着股指期货等衍生品的即将推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边界将大为扩展，“中国热度”显然有其物质基础。

然而，冷静的人们也看到了隐忧。尽管基金经理们出于资源配置考虑，一定会持有工行股票，但对于其风险、内控机制和盈利能力，并非没有担忧。银行上市不是目的，上市后如何在公司治理和盈利能力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并避免不良资产再次抬头，这依旧是摆在三大上市银行面前的难题，此外，农行改革如何设计和推进也不容拖延。另一方面，尽管新的市场架构已然奠定，但中国内地市场如何在全球竞争中培育吸引力和竞争力，如何降低管制，继续提高市场化程度，也是待解的难题。“大半个句号”之后，改革其实尚未结束，在工行的世纪IPO之后，我们依旧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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