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殖民者为何在沿海抢猪远多于抢钱？

近代开始后，很多早期的西方殖民者会远涉东南沿海地区。他们亦道亦商，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发生转换。但让人非常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为追求财富而冒险的人，居然经常只打劫沿海村落的猪。相反，对于抢钱却并不十分在意。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旗帜

其实，所谓的要猪不要钱现象，基本上都发生在17世纪中前期。也就是早期的荷兰人，才会比较多的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在更早之前的葡萄牙人，要么尝试走外交路线，要么直接与沿海走私商人抱团，行为比较克制。最早两批带有官方外交使命的船队，要么接受过明朝官方的招待，要么没有机会登岸。打劫人生地不熟的沿海村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获得了澳门作为落脚点后，这种给自己惹麻烦的事情就更无动机可言了。

早期在东南沿海和日本活动的葡萄牙人

到了清朝中期开始占据优势的英国人，因为船队规模与体量的巨大，已经不再需要这种沿岸的小打小闹。当时他们的船队从印度和马六甲航行到广州，大量进口货物，并可以在澳门与广东的十三行落脚。根本犯不着去村舍里打劫肉猪。哪怕是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英军都经常直接用货币购买的方式，在沿途获得补给。很多人甚至还乐于进行这种有利可图的“小买卖”。

那么，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为何热衷于其他人都懒得干的抢劫呢？我们需要从几个时代背景来探究这个问题。

在珠江口一带活跃的英国船只

首先，在当时的东南沿海地区，普通人家里真可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虽然马可波罗时代的很多作者，都忽悠说大汗的土地上遍地是黄金。但等到西方航海家抵达东方后，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仅如此，他们或许还发现，曾经有天主教传教士和阿拉伯旅行家记录的繁华都市，都已经大不如前。这就和后来的俄罗斯探险队在中亚时候遇到的情况一样。一些14-15世纪记录中的贸易大都会，在19世纪已经沦为大号农村。

马可波罗时代的繁华 在哥伦布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在明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海禁都是被严格执行的。虽然地方上偶尔会出几个搞走私的海商集团，但都要躲在较为隐蔽的无人岛和峡湾中活动。对于不熟悉海况的荷兰人来说，还很难发现这些临时据点。那些可以有点官方朝贡贸易的口岸，比如广州、福州、宁波.....对于漫长的海岸线来说，实在是比例太小了。

由于民间贸易被几乎全部压制，过去主要靠海洋经济吃饭的地区，就会陷入贫困。受其影响，普通人家里没有赤贫，已是万幸。哪里能有殖民者希望发现的真金白银？哪里会有香料等贵重商品？

荷兰使节在紫禁城

荷兰人早期东来的时代，大宗的茶叶与瓷器贸易都还没有形成。即便是被发现一些，也被看做没有什么价值的普通货物。至于只能在明朝境内具备购买力的铜钱或者纸币宝钞，对于纵横四海的东印度公司商人而言，也是毫无意义。

其次，荷兰人早期在亚洲是非常缺乏稳固基地的。他们的船队往往从欧洲的本土出发，绕过麦哲伦海峡或好望角，直抵南洋。但在亚洲，他们会时刻遭遇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势力的攻击。好不容易获得了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基地，也和远东有极大的距离。

荷兰人在远东长期缺乏可靠的基地

这就让船上的补给品异常稀缺，让船员非常需要在任何落脚点都获得农副产品来作为食物。

当然，由于海禁政策与明朝当局的拒止策略。西洋商船在沿着海岸线前进时，缺乏可以作为稳定补给点的地方。抢劫就随时可能发生。尤其是晚来的荷兰人，往往只是准备在亚洲捞一票就走人，和之前的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英国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他们与明朝沿海的地方势力，也没有建立交集。很难联系到各种“倭寇”给自己换点补给品。

猪本身目标大还跑得慢

这并不是说其他肉类他们不要。比如放着家禽和牛羊不抢。但相对而言，猪的目标较大，容易捕捉。在没有大规模集中饲养技术的古代，家禽往往是散养状态。而且它们肉的利用率也远远比不上肉猪。加之沿海贫困后的牛羊数量有限，还容易被村民驱赶。就只剩下跑的最慢的猪了。恰逢猪的大规模饲养，就是从明朝开始才逐步普及的，基数方面有了保障，不怕找不到。

这就是早期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荷兰人爱抢沿海居民肉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