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1400年后，我们为什么要梦回大唐

1400年前的农历五月二十日，唐王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一个直到今天都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王朝——唐朝建立了。

一生狂狷的李敖曾说，最想生活在唐朝。也许只有在这个朝代，他这样的人不仅“有话说”，而且“有事做”。

有话说有事做，不光是成年人的专利。在唐朝，很多神童一出世就风华正茂。长大后敢造武则天反的骆宾王，七岁能咏鹅；来自河南的帅哥杜子美，也是“七龄思即状，开口咏凤凰”。在唐朝，天才和学霸，就是这么任性和直白。

让国人梦绕魂牵的唐朝，无论是对外文化交流，还是制度文明，均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唐初以来，唐朝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系列改革，调整了统治制度，提高了行政效率。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达到极盛。此时，唐王朝政治局势长期稳定，周边地区久获安宁，政通人和，天下大治。

政治上河清海晏，体现在太宗治国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体现在“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警醒中，也体现在他和魏征“相爱相杀”的交往中。无论太宗如何被“打脸”，他一直赞同魏征的观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也说得明白：“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的继任者们，多能“依贞观故事”，从而开启“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等局面。

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后，减少很多死刑条文。贞观年间，有几年全国的死囚犯不足百人，最少的一年只有十几个。太宗还放出宫女三千人，令之“任求伉俪”。善于针砭时弊的白居易，也不得不点赞太宗的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三省六部制作为隋代至唐初建立起来的中枢体制，也因带有制衡理念而泽被后世。尚书都省负责行政信息汇总与监督。部分需要决策的事务，宰相议决后，皇帝仅御画“闻”。换言之，皇帝只行使知情权而不行使否决权。宰相分割了最高决策权，从而制约了皇权。在门下省设谏议大夫，在门下省和中书省又分别设有左右补阙、拾遗，专掌规谏讽谕。

骂皇帝的不光只有“言官”，像李商隐、白居易这些文坛大V,通过笔杆子鞭挞皇帝。李商隐写《郦山有感》：“郦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玄宗与贵妃到郦山洗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朋友圈晒一晒。

经济上藏富于民，也备受称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长安城内的饮食供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还形成了针对市民的“外卖服务”。杜甫大病初愈后，朋友王倚“遣人向市赊香稉，唤妇出房亲自馔”。这说明，主妇在厨房内烧煮的东西在市场上随时可买到。长安城的餐饮业很发达，三五百人的礼席，“立待可办”。

李白在《少年行》中所写“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道尽了“一线城市”长安民间消费旺盛。当年的“一线城市”，还包括东都洛阳，东部的扬州，西部的益州（成都），南部的广州。

唐朝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很讲究穿衣打扮。杜甫《丽人行》中有言“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唐朝牛僧孺记载一位民女的衣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那时的女性服装，显露出大气、自信、飘逸、端庄的韵致。

“万国来朝”，是唐朝对外交往的一大盛景。贞观四年（630）三月的一天，长安城内春意盎然。鸿胪寺的大小官员在大街小巷里穿梭。他们要招待一大拨来自异域的客人——来自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民族的首领。这些人打算在朝堂上尊奉唐太宗为各民族的首领“天可汗”。这些人表达来意后，李世民大惊：“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话刚说完，群臣和各族君长高呼“万岁”。在当年，天可汗无异于世界首脑。唐朝的后继统治者也被称为天可汗。

四夷酋长尊奉太宗为天可汗，与大唐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密切相关。柏杨在《中国人史纲》写道：“在唐朝，中国当时被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

“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自唐初始，唐朝采取多种措施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政府鼓励外商前来贸易,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任官、通婚。同时，外国商人在中国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保护。

胡商在长安长期经商，衣食礼仪风俗等方面受到汉族的影响，并将这些风俗习惯带回本民族。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薛平拴教授考证，胡商着汉服，娶汉族妻子为妻妾、崇尚汉人习俗者屡见不鲜。贞观初，长安城中已是“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颇难辨识。安史之乱后，回纥商人在长安“或衣华服，诱娶妻妾”成为一大时尚。有的胡商久居长安，安居不欲归，成为长安的永久居民。

在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城，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多达万人。他们当中有学者、官员、商人、僧侣等等。唐大明宫麟德殿曾宴请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宾朋。先后来唐的外国使者遍及欧、亚、非洲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唐朝时做官的外国人多达三千，王维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明证。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开放包容的唐人，对舶来品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在各种家庭用具上，都出现波斯（今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八世纪时，胡服、胡食、胡乐在唐朝民间分外流行。

包容的力量，不光体现在对外方面，也体现在对内方面。大量流散劳动力涌向生存机会更多的长安、洛阳、扬州等“一线城市”，政府对这些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管理，也逐渐放开。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提出并推行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居住地原则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史文中，并未见到政府明令禁戢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唐代，就是杰出代表。开放包容的唐朝汇聚异域的文化，其礼乐制度、法令文献受到其他国家的敬仰。当年日本就对唐朝亦步亦趋。

孟子云“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也可作为对唐朝的断语。1400年俱往矣，时光流逝……

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万千气象，帝王、美人、名士、宫阙，均已幻化黄土，踪迹渺然，但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历久弥新，成为矗立在世界文明史长河中的丰碑，供后来者凭吊、伤逝、总结，而窥兴替得失……

回望唐朝的兴衰，也一再警示后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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