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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工作人员忆:周恩来会为何事把人骂得狗血喷头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有的时候总理也发脾气。尤其对有些外交人员身上的“大国主义”习气深恶痛绝,他会骂得你狗血喷头。比如看不起小国,想指挥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风俗习惯,嫌人家落后,总理非常非常看不惯。

我记得一次他会见非洲某国客人,会谈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6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1998年我去法国当大使,当时参与会谈的一位该国外交官正好也在法国,他居然还记得当时周总理的讲话。为什么呢?该国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独立后受到法国的压力,他们就想完全依靠中国。周总理当时就说,我们虽然同情你们斗争,支持你们斗争,但到底离得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句话很形象,把很复杂的关系变成一个简明易懂的比喻,人家会觉得有道理。

周总理总能设身处地为对方去着想,很尊重小国。他可以从深夜11点谈到早上5点,一个大国总理,又是文革期间,那么忙,对方当然非常感动,感觉中国是真诚的。所以中国和非洲关系那么好,非洲人后来把中国人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当成自己的事情,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国际先驱导报》:每个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高超的外交艺术都有自己的概括,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吴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我在自己写的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情:1955年4月16日,在飞往万隆会议中途,经过新加坡时遇到雷雨,飞机只得迫降,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听说周总理来了,提出与周总理在机场贵宾室会面。那时新加坡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在当地特务活动也很猖獗,出于安全考虑,同行的人都建议他不去,周总理的态度是,送上门的工作为什么不做?他是前英国首相的儿子,“不做岂不可惜?”

总理让我终身受益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的言传身教对您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有什么影响?

吴建民:举个例子,我在法国当大使,一个法国大公司头头要见我,但他突然有事不能来。他的二把手说,能不能代替他来见我?我其实也可以让他见我的副手,这在外交上不失礼,但是我说可以呀,结果她很高兴,觉得我尊重她。这是一位女士,她后来当了法国核能集团的总裁,很能干,和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外交总要考虑机会来的时候不要拒绝。

《国际先驱导报》:您曾说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就有意识去学习吗?

吴建民:当时年轻,有的理解,有的也不一定能理解,但年轻人记忆力好。我记得1971年11月,我作为中国派出的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赴纽约工作,代表团离开首都机场那天,周总理带领大伙绕场一周,接受工农兵欢送。我那时是三等秘书,小萝卜头啊,要求我们先上飞机,让领导最后上,我们铛铛铛跑上弦梯,周总理回头一看,“怎么上去了,还没和你们握手呢,都下来”,我们就又跑了下来。

我当时就感觉,这几年总理老得真快,头发都白了。握手时我不由得冒出一句“总理多保重”,他眼睛看着我,很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这是我和总理最后一次握手。这些年来,很多事情过去了,但是总理这个举动我不会忘。

在他身边工作的6年,当时是一种尊敬的心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记忆经过自己的思考、咀嚼,慢慢品出其中的道理,化为我们的行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国际先驱导报》)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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