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上庐山前毛泽东为何要讲秦将孟明视的典故

除了旁人的日记，还引用了旁人的回忆文字和访谈记录。这类事后的回忆，准确性不如原始文字记载。但在没有原始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事后的文字记载有它的独特价值，史学界称之为口述史料。《毛传后篇》利用的口述史料，当事人身份各异，有中央领导人、部门或地方负责人、将领、亲友、外国政要和名人、新闻记者，也有身边的秘书、翻译、医生、护士、卫士。他们的追忆，或者填补缺失原始文字记载的遗憾，或者充实一般史书仅有大局而少细节的不足。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同志宣读的公告是登了报纸的，但是，公告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部委员的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提议临时加上去的，这个情况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场经办此事的记者的回忆文章，提供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是否派志愿军援助朝鲜的情况，大概是没有会议记录，《毛传后篇》没有公布什么档案材料，主要利用彭德怀、聂荣臻的回忆和访问杨尚昆的谈话。毛泽东同志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未刊回忆，讲到了毛泽东同志最后一年清明节前后的身体状况，讲到他多次说自己是“供展览的偶像”，讲到毛远新、江青等人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和毛泽东同志的反应。比起人们已经知道的情况，这些口述史料提供了更多的(有些是更关键的)历史细节。

第三个特点：篇章的安排、内容的剪裁，颇具匠心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日理万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诸方面无不涉及，而且这段历史进程又曲折起伏，错综复杂。对全书如何布局，看来编写者很费斟酌。现在的书稿，凡43章，不是年谱式地罗列杂陈，而是分段式地记叙大事，有疏有密，疏疏密密，密而不烦，疏而不漏，可谓头绪清楚，线索分明。

毛传同党史、国史密不可分，许多史实既是党史、国史的内容，也是传主的生平，而写作的角度却可以有所不同。抗美援朝是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也是毛泽东同志的生平大事，该书是着重从毛泽东同志的视角写的。出不出兵，中央领导层意见不一，毛泽东同志一开始也是左思右想，权衡利弊，煞费苦心。自己有了主意，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多次开会商量。用毛泽东同志后来对金日成的话说，“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决策之艰难、之民主，于此可见。如何对待富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同志访苏时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又在党内广泛征求各种意见，特别是听取新解放区各地方负责人的意见，对不同地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反复比较，即便中央全会通过土地法草案后，还是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达成一致。“大跃进”出了乱子，1958年秋冬毛泽东同志初步觉察，南下北上，席不暇暖，从地方、基层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算旧账、下放基本核算单位这些问题，都是他从下面了解不同意见后，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主张的。

有些史实在党史、国史著作里可以简略叙述，写毛传却需要浓墨重彩。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访问苏联，因为这是他平生中第一次走出国门，又因为访问经历很不寻常，也因为访苏成果意义重大，《毛传后篇》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这件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曲折经过写得更为详尽，尤其是引用当时毛泽东同志写回来的机密信件并参照俄罗斯档案中斯大林同毛泽东同志几次会谈的记录以及俄方当事人当时的报告和事后的回忆，使得事情的真相更加清楚。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和部署是毛泽东同志作出的，整个斗争是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政治、军事、外交诸多方面斗争艺术熔于一炉的范例。事情发生在“大跃进”中，但《毛传后篇》没有把它夹写在“大跃进”的章节里，而是独立成篇，这样就可以用比较宽裕的篇幅来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起来也清爽。

夹在某一主题的章节里写其他事情的情形，《毛传后篇》里也有。解放战争后期一些解放区就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毛选》，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时党中央就决定正式编辑经作者审定的《毛选》。访苏时斯大林也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个建议。因为新中国成立伊始内外事务繁忙，《毛选》编辑工作一再推迟。直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才集中一段时间，在石家庄郊区的一所房子里，在几位秘书的协助下，仔细完成了《毛选》的编辑和审定。1951年10月《毛选》第一卷出版，第一次印行即逾百万。《毛传后篇》在“抗美援朝”两章的前一章里写这件事，并没有给人头绪过多的印象，反倒看出运筹帷幄、指挥战事之余，毛泽东同志紧张的工作节奏。在“纠‘左’的努力”两章的后一章里，夹写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事情，也是一例。

《毛传后篇》的体例安排颇费思量，内容剪裁同样很是讲究，既有勾勒历史大局的“写意”，也有描述历史细节的“工笔”。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整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其中有一个细节，过去人们没有弄清楚。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最后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因为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段话是针对什么说的呢？删掉的条文是什么样的呢？这次《毛传后篇》从档案中查清楚了，原来删去的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傅作义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宪法草案时曾说：“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当时大家公认要选毛泽东同志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所以傅认为删去这条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谦虚。毛泽东同志上面那段话，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一种确定的认识。除了这类关乎大局的细节，书中还有许多反映毛泽东同志生活情趣的细节。还是举起草宪法的例子吧。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宪法，住在景色宜人的杭州，紧张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登山，两个多月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这是写传主的兴致，更是写传主的性格，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细节书里同样不少，使全书具有了一种特别的阅读魅力。

有了以上这样三个特点，整个《毛传后篇》，从史料的丰富到叙述的流畅、评价的审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记叙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最复杂而曲折的后27年的一部力作。当然，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的时候，胡乔木写了一篇题记，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又说：“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这几句话，移用到评论《毛传后篇》，同样也是适当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很花了功夫的力作。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不读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同志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

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聚讼百年、千年甚至更久。毛泽东同志逝世已经27年。要说盖棺不一定能论定，那么，经过5年时间的考验和全党的讨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认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基础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的指导意义，从而应该说是论定了。这以后到现在又经过了20多年，这20多年的实践表明，尽管我们国家又发生了并且还在不断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是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

既然如此，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和评价是不是就可以停留在原处，不再前进了呢？当然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从那以后，党在改革开放的不断前进中不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继续推动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从而不能不继续推动着对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探索的研究的逐步深化。在思想不断解放的同时，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人们的视角不断更新，历史的真相不断澄清，历史的档案不断解密，国内外研究不断交流，这些都不能不继续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后27年历史和毛泽东同志历史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现在这部《毛传后篇》，是吸取这些年来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成果而产生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同志生平和思想的一部新著作。不妨说，这本书为研究毛泽东同志提供了一个新起点。既然是起点，过程就没有完结。毛泽东研究在中国、在世界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逝世算起到2003年也已经有27年，也许还要再研究和讨论27年，甚至这个研究和讨论将贯穿整个21世纪。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理论开拓、实践探索、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抗击霸权的斗争勇气，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的失误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两种财富都应深入了解和深刻记取。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将不断进行，不断前进，与时俱进，与党俱进。对毛泽东同志，可以也应该有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研究。这中间，会有认识上的差异，但只要是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差异是正常的，不仅不是研究的障碍，相反还是深化研究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