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初为何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都被国民党掌握？

四是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和电台工作人员先后被捕叛变，泄露了主力红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消息。从1934年2月起，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的同志，面对中央主力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利，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去信或去电阐述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也于1934年5月15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请示：“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6月2日和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先后收到驻远东局代表赖安的书信，信中提到“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来电正式批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43页。)9月17日，博古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51页。)这些电报都是通过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电台发出的。而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10月7日至10日间，中共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暴露，与电台有关的人员也被捕叛变。这样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落入了敌手。盛忠亮叛变后，还不断地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的红军打了败仗，已经站不住了，要准备大撤退。”(《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28页。)被捕叛变的原上海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李一凡，也在监狱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打了败仗，不仅打了败仗，而且想撤出江西苏区向北逃。”(《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56页。)投敌叛变的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也说：“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自夸为江西苏维埃区的伪政府，已经垮台了，红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我们把你们上海党中央局的电台也接收过来了。你们的通讯的密码我们也知道了。上海共产党中央局电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被捕，他们已经觉悟过来，站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了。”“现在他们正在同苏区的电台通讯，我们做了个假情报，指示他们后退的方向，让他们开进到我们布置好的阵地里面，然后加以四面包围，让他们全军覆没……”(《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40页。)为此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1934年10月18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1页。)这些都说明，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后，中共中央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被泄露。

国民党较早地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转移的情报后，于10月初紧急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据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刘峙、何健、徐源泉等均有参加，对今后各路军总动员剿匪策略，多所决定，限一个月内达到第三期剿匪目的”。汉口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

10月10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10月8日晨，粤方接到赣南某密探关于主力红军拟突围转移的情报后，“陈济棠除令南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余汉谋、李扬敬防犯外，特于月之8日下午3时亲到马棚岗晤见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会商防犯及进剿办法，毋使共匪侵入我军防地，互商约两小时，陈始退出，闻已商得完满办法，李宗仁原定本月八日离粤，因此中止首途云”。

10月9日至10日，蒋介石自汉口先后派出与桂粤有旧识的原司法院院长、中央委员王宠惠、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到粤和港，与余汉谋、陈济棠、李宗仁等反复会晤，传达汉口会议精神，化解宁桂粤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与他们磋商团结一致对外办法，至10月14日前后，已达成共识。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记者昨16日上午10时往东山退思园谒见中央北路军十八军长罗卓英，叩询一切，蒙作如下谈话：兄弟此次来粤，系奉蒋委员长命令与陈李两总司令会商会剿江西共匪，……但今后所虑者，只系共匪逃窜后截击问题，盖恐其由湘南湘西窜黔入川，与川匪联络，成为一大患，是以兄弟奉蒋委员长命来粤与陈(济棠)李(宗仁)两总司令会商截击办法，余抵省后，迭次谒见陈李两总司令请商一切，两公均认为剿共为中国今日急务，刻不容缓，故主张允予派员围剿兜截，会商结果甚为完满。”

从上述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不仅较早地掌握了主力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情报，同时从汉口会议起，到10月14日前后，蒋介石就已开始操纵策划指挥国民党军队内部反复会晤、磋商围堵办法，调整内部派系关系，协调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与非嫡系的相互配合，以达到有效地围追堵截，歼灭突围转移中的红军的目的。

10月18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匪力谋窜川，陈李罗商定进剿法，南昌行营电粤报告共匪图川，东路军克长汀后即下令总攻》说，南昌军委会行营据报“共匪日来纷纷集中雩都，其计划准备由赣州出赣西，窜入湘南依萧克日前退黔旧路，即由湘南经桂边往湘西入黔边转川”后，“当即分令东、南、西、北各路军总司令知照，着派兵协剿，毋使共匪得以从容图窜，同时并电令来粤之十八军长罗卓英，就近与陈李两总司令切实磋商合围办法，查罗军长奉电后，前昨两日均竭见陈李两总司令”。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全部分两路西移，一集团商防剿计划，罗朱两部集中，彭部续到，两路西窜路径已被探悉》报道：“昨本省当局探悉共匪西移路径后，为联络东中北西四路军，准备乘时堵击，以免遗患川黔起见，昨经与中央代表罗军长卓英连日磋商防剿计划，同时复因赣南粤北两地，为共匪西移所必经之地点，该处防务尤为重要，是以当局特电召余李两军长返省，共商堵击大计，查余军长奉命后，已于昨18日上午10时复由韶乘专车返省，及余氏抵省后，即驱车赴东山晋谒陈总司令报告赣南防务近况，即晚复与罗卓英会商剿匪问题，又查李军长扬敬昨亦由梅县首途返省，今日间可抵埗，一俟李氏抵省后，一集团军即召集各将领开一军事会议，讨论防剿西移共匪策略云。” 10月22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西移中，一集团增防粤北，独立师全部调防粤北，教导师陈团开韶关填防》报道：“当经我军事当局探悉共匪西移路径，决定派兵堵击，以免遗患川黔，昨查北路军第三路总指挥罗卓英，及第六路军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两人，先后来粤，与陈李两总司令磋商联络剿击后，于昨20日晨陈芝馨由罗定抵省之时，即与罗卓英及余李两军长等，会晤于东山陈总司令公馆，当商有妥善计划，及确定剿匪大计后，陈总司令以边境乃为共匪必经之区，该处防务亟宜预先布置，及增兵防守，因此昨复下令抽调独三师李汉魂全部，克日移调仁化乐昌坪石等处，粤湘边境，以便堵击共匪及巩卫边防，并查独三师部队决定克日增防粤北，移调坪乐各地后，其原驻韶关防地，则由总部抽调教导师第四团陈享垣全团，由黄埔开拔前往填驻。”

11月21日，蒋介石又颁布命令：“兹派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民团，追剿西窜朱毛‘股匪’，务希各部精诚团结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并“调集各路人马，总共有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参见《红军长征全史》第1卷，第103、106页。)而掌握中央主力红军决策权的“三人团”中的“军事顾问”李德，明知国民党“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参见卢弘：《解谜李德与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还是指挥着红军部队，搬家似的沿着红六军团的旧路突围，正中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致使突围中的红军部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