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感染，他们是中国最早丙肝患者

3.政府补助难解沉重负担

让陈瑞国等人心怀不平的，不仅是高昂的治疗费用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有谁应该对他们的境遇负责。

他们最先想到采血站，已人去楼空，现在是乡政府办公场所。当初收购血浆的生物制品研究所，经多次变换单位名称，目前已是一家上市公司。

与律师咨询后，得知民事诉讼时效已过，陈瑞国和村民们决定，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起行政复议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知情权。2016年，终获回音，1月、3月，当地县政府分两次拨付了丙肝患者医疗救助资金，共计1100万元，使用由乡政府具体负责。

《财经》记者就此致电当地乡政府，相关负责人称，乡政府只负责执行，具体使用情况由县卫生局决定。县卫生局未对采访作出回应。

陈瑞国透露，这笔救助资金，免除的仅是基础用药，价格偏高的保肝药物和针剂、因感染丙肝引发的肝硬化等病症的治疗药物，以及因此患癌而产生的治疗费用，均不在列。

但至少，这解决了一部分治疗费用。这笔专为丙肝患者设立的拨款，在他们带着新农合卡到县医院或北京佑安医院就诊时，“现场不用交钱，医院跟政府那边直接结算”。陈瑞国说，“有时赶上政府结算周期的问题，为了照顾我们，还会优先结我们的治疗费。”

不过，在陈瑞国看来，同样是因卖血致病，丙肝患者并没有得到与艾滋病患者同等的重视，“我们这边也有因为卖血得艾滋病的，每人每个月都有补助，按人头的，而且是免费治疗”。

有一些亚洲国家，通过与药企谈判成功降低DAA药品的价格，也有国家通过健康保险和政府基金的方式，使患者能够负担得起药物费用。

2017年9月初，中国清除丙型肝炎联盟公益项目启动。“原本以为这是首创，后来却发现，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家早就有类似的举动了。”出任该联盟首席专家的魏来告诉《财经》记者，之所以在今年启动这个项目，一部分原因在于药物，“以前干扰素和利巴韦林联合治疗，副作用大，而且对有些患者无效”。对于患者而言，得知自己患病却又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无疑是另一种折磨。

“我们医生当然是希望用药更简单、副作用更少、疗效更好。”北京一名肝病医生对《财经》记者说。在他看来，丙肝口服新药，更符合他的期待。

新药获批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由于明显偏高的价格，患者期待的目光转投到医保，可这一切依然未知。

魏来提出一种解决思路。目前，干扰素配合利巴韦林治疗用药，已被纳入一些省市医保目录，“如果新药能够以等同的价格进入医保，也就是说，花跟以前一样的钱、转而购买口服新药，事实上医保方面也没有增加负担”。

WHO已将丙肝视作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并提出到2030年消除包括乙肝、丙肝在内的病毒性肝炎的战略目标。

“结合WTO多哈宣言中，对于公共健康方面的条款，这事实上给了很多国家政府与药企进行价格谈判的窗口和途径，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形式把药品价格降下来。”魏来表示。

在《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支持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必要为促进公共健康最大限度利用TRIPS协议的灵活性，比如，缔约方有实施“强制实施许可”的权利，并且有权决定实施“强制实施许可”的理由；缔约方有权认定何种情况构成“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诸如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造成的公众健康危机，即构成这种“紧急状态”；发达国家应促进和鼓励其企业向最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至少，改变已经发生。在乙肝药物领域，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与跨国药企谈判，将一款药物的费用大幅降低。“丙肝领域有没有这样的计划还不清楚，但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魏来说。

（来源：《财经》  记者：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