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感染，他们是中国最早丙肝患者

资料图

(原标题：卖血感染，他们是中国最早丙肝患者，一生都在与疾病和金钱缠斗)

“即便有新药，也吃不起吧？”54岁的陈瑞国，一名丙型肝炎（HCV）治愈者，得知多家跨国药企生产的丙肝药物获批进入国门时，第一反应与钱有关。

“买不起。”他身后，同村的郑现祥佝偻着身子，蜷坐在床的一角，笃定地说。62岁的他，通过药物与丙肝病毒交手近七年，肝病牵连了胃部，几次手术后，只能靠流食获取活着所需的营养，整个人被疾病榨干，瘦骨嶙峋，脸色晦暗。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柳泉镇，生活着中国最早一批单浆采血献血员，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是：中国较早的丙肝病毒感染者。

活着，已是幸运。村里不少同龄人，已相继辞世，症状都是“吐血”。一例两例，起初无人在意。直至体检时先后被查出丙肝，村民们才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

感染丙肝病毒后，由于症状较轻，患者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察觉。有数据显示，有五成至八成的丙肝病毒感染者会发展为慢性丙肝患者，两成会发展为肝硬化，每年有1%至4%的丙肝患者罹患肝癌。

2015年陈瑞国体检时，医生看着化验单，问：“献过血吧？”接着大夫说，“你们那儿献过血的，基本都得了（丙肝）。”

这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输血、吸毒、母婴、性接触都有可能导致感染致病。在中国，前两种感染途径居多。

所有的怀疑都指向献血，更确切地说是“卖血”。20年前，怀着改善一家老小生活境遇的期待，村民们涌向采血站，撸起衣袖、露出臂弯，等待近五毫米粗的针头刺破血管壁，以求得到“营养费”。靠这笔从每次45元逐渐涨至60元的收入，买种地用的化肥，儿子盖房娶媳妇，供孩子上学和一家老小吃喝。

从那一刻起，疾病与钱的缠斗，注定将跟随他们一生。

1.沉默的杀手

床、衣柜、桌椅，都透出陈瑞国的拮据。旧衣柜下方的抽屉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

不管从哪个角度衡量，这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户，没念过几年书的夫妻俩，像祖辈一样种地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时，“顶风”生了老二，收入不多，家中人口却不少，必须到处寻机赚钱。

他们生活的大曹营村，也与中国其他众多的村子一般无二。贫穷，或许正是20多年前，丙肝病毒得以悄然入侵的原因之一。“血浆经济”给了它一个缝隙。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卫生系统使用的白蛋白系从国外进口。1984年和1988年，三部委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

此后，血液制品研究所、生产企业、采血站纷纷设立，逐渐成为一条产业链。

采血站是末端，很多设在低收入地区的农村，从农民处采血浆，卖至生物制品研究所或企业。农民借此拿到可观的“营养费”。至少在当时来看，整个链条上，没有哪一方“吃亏”。

陈瑞国家两个孩子的学费、种地所需的化肥钱，以及要缴给大队的统筹款等，多多少少都来自这些“营养费”。

1985年前后，村旁一东一西两家采血站先后开办，陈瑞国还曾参与其中一家的施工。

每抽一次血，有45元“营养费”，村民们蜂拥而至。陈瑞国那时在采血站门口摆摊卖水果。后来，有同村人劝他，“你卖水果才赚几个钱，你也卖血吧。”单次卖血的价格逐步上涨，最终到达了60元。

也有少数人反对，比如陈瑞国岳父。“他们一家不是我们村的，他觉着抽血对身体不好，不让家里孩子卖血。”可陈瑞国夫妻俩商量后，还是悄悄成为献血员。

先去抽血的是他妻子赵义侠。“他身体好，家里的活儿还得靠他，所以我说我去。”赵义侠说。至今，她还保有记录着当时卖血日期的采血本，“几乎每个月都卖血，我不算次数密的，有的人隔十天八天就去一次。”

同村的老张，差不多七八天去一次。他记忆里，扎进血管的抽血针头“跟晾衣架铁丝差不多粗”。现在，他是一名肝癌患者，面无血色，聊起病情时，瘦弱的脸上只有无奈。

“人可多了，只要有人来，血站就一直工作。”曾在采血站工作的村民老崔回忆，采血站经常在深夜还亮着灯。他和家人也感染了丙肝，而他，已经因此做过手术，脸色灰黄。

“第一次抽血，也害怕。”后来加入其中的陈瑞国说，第一次躺在采血站的床上时，看着周围病床上躺着的同村、周围村的村民，以及悬在他们头上的“血乎乎”的血袋，有点儿发怵，“第二次就好了”。

不久，有异乡人出现在村里。当地人回忆，这些异乡人很多是东北口音，住在血站附近，日子久了，他们被称为“住店的”。这是当地最早出现的职业卖血人。

“所有的血袋，最后用完都扔在一个盆里，还带着针，都是人工拔下来。”丙肝患者、曾在采血站工作的张春霞对《财经》记者说，至今仍能记起那满盆的血污和气味。

在村民记忆中，1986年前后，曾有“省里的人”到村子里进行调查，找献血员“采小血”，将一管管血样带走送检。老崔记得清楚，当年，他曾开车去送过“小血”，采血站购得的血浆，也是他开车送往一家生物制品研究所。

资料显示，1985年，河北省固安县曾发生成人单采浆交叉污染引起的肝炎流行，后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证实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早在1974年，英国医生普林斯(Prince)发现这种输血引起的“非甲非乙型肝炎”，但并未找到致病病毒。直到1989年，才确定并命名为丙型肝炎病毒。

一篇论文《对单浆采血还输血球血站整顿前后丙型肝炎的对比研究》指出，1986年，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曾针对丙肝疫情，对固安县三个单浆采血站实行停业整顿。

陈瑞国只卖过两次血，第三次卖血前，血液化验结果显示谷丙转氨酶高。“就是肝功不好，不合格不行，我的采血本就被收回去了。”他对《财经》记者说，“可是她（赵义侠）化验都没事。”

就这样，赵义侠一直是这个家里献血的主力，即便后来抽完血浑身虚汗地躺在半路上起不来，她也未曾停下。“就跟要死了一样”，她如此描述抽完血后难受得满地打滚的状态。那天，一起去卖血的同村人叫来陈瑞国，她根本没法坐在羊车上，“一直晃，坐不住”。

西红寺村的张凤霞，得知丙肝这个名词时是1992年。自从进入采血站上班，她一直负责化验检测。那一年，采血站添置了一台专门检测丙肝病毒的新设备，刚刚学会操作，采了自己的血做化验，却发现自己是丙肝患者。

“可能是以前化验时碰破了手，沾到血，就得了。”张凤霞没献过血浆，只能如此猜测。那也是她唯一一次操作丙肝病毒检测仪器。

不久，由于其他地区采血站发生艾滋病传染疫情，1995年大曹营村的采血站被正式关停。

1993年，中国开始对献血员进行丙肝病毒筛查，1998年颁布《献血法》，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监管和血源管理，并大力推行一次性注射器使用。中国的丙型肝炎流行率下降。

丙肝，在村民的记忆中是个有些模糊的词。采血站关停前，曾有同村人说起自己被采血站拒之门外，将采血站工作人员“你有丙肝（病毒）”的表述，说成是“我有饼干，回家不用给孩子买饼干了”。

2007年秋天，经由体检，赵义侠得知自己已是一名慢性丙肝患者。“谁也没想到这个病能要命。”陈瑞国说。他们也未曾想到，在更加偏远的地区，如秦岭大山深处，许多村民集体“卖血”，故事与他们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