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为何会明升暗降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于运动。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大串联”。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泽东却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