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谈民国男旦：梅兰芳先生一辈子没坐过膝盖头

梅先生出生在南城李铁拐斜街，那是八大胡同之一，在那个等级制度很森严的晚清，虽然说他爷爷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也是有腰牌的，动不动能进宫里面去，但实际上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另外一个是心理上的，四岁爹就死了，过继给他大伯了，到十四岁他母亲又去世了，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孤儿。清有一规矩，怕人聚众闹事，戏园子基本上都集中在南城，除了丹桂在东安市场之外，广德楼、广和楼全部都在南城。南城是当时所谓的九省通衢的地方，全都是大的商号，所有的外地人员都从南面丰台进京，所以那就成了吃喝玩乐的娱乐中心，但南城一带的戏园子是不许晚上开业的，一是照明条件不好，另外怕聚众闹事，都是下午就把戏唱完了，晚上陪酒。

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好些个梨园行里的人都自家办这么一个私寓，这就是招待贵客的，安徽的盐商，山西的票号掌柜、煤商等等。冯耿光虽然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都是跟梅在那样的场合里边认识。梅小时候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是在这样一个五方杂陈、藏污纳垢的环境中间长大的，所以宋人说“出污泥而不染”还真有道理。

在梅的出身上你就能够看出，他是有巨大反差的，一方面是被社会完全看不起，“贫”大家容易理解，什么是“贱”？我给你举个例子，要采访一个梨园行里的人，梨园行的人说：“电视采访没问题，那这电钱谁出？你们家不有电吗？用我们家电那免谈。您能用多少电？”这就叫“贱”！一方面是出身低微，另一方面是有宫廷的荣耀，梅巧玲也是时不时进宫的，但他在民间，有时是裸着上身唱戏，我们称之为粉戏。这些事情，都在梅兰芳幼年成长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梨园行里的老人跟我说，谁三十了还坐人膝盖头呢。坐膝盖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男旦款款地扭着这腰身就坐到这豪客膝盖上了，有没有人请梅先生坐，有，但梅先生是不坐的，梅先生一辈子没坐过膝盖头！开始学戏第一天，老师就说，“祖师爷没赏你饭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惶恐、脆弱，状同年轻女子的男旦。

这些经历势必对他年幼的心灵产生一些打击。可我觉得，这是拜时代之赐。民国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一次大的解放运动。因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戏园，被打破了。梅是在这么一个气氛中间，突然亮丽地跳脱而出。我每次去日本，那些发行公司的老板老跟我说，我们这儿的市场是一个“female driven market”(女性推动的市场)，是被女性推动的市场。同理，不管这些女性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青年女学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于深闺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灯火通明的剧场中间看到宛如天仙的梅兰芳，你可以想象她们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唐德刚教授的记载不为虚言，“雨点也似的各种财物就扔上台去……老爷被别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国公使们坐在那儿，虽然不懂，但也回头说一句‘王豆腐’(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儿，为了抢他，两个班主打起来，自己的亲戚还有人受了伤。梅党赴美之前，头一个站出来大骂的是鲁迅，梅先生没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个“忍”字，他的真实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础上。因为地位没保障，梨园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掷千金，堂会赚钱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为有两个豪客在底，一个叫张宗昌，这是山东军阀，一个叫张作霖，是东北军阀，两人码价，最高码到一次堂会六千块大洋，那能买十二个四合院。梅家整日是席开八桌，流水席，各方宾客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梅先生没有一句话说“他们凭什么吃我的”，没有，他是打开大门，接济、周济他的朋友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说，有一次，齐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会里，谁也不认识他，但梅兰芳过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后还写诗赞颂梅郎，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满京华之中唯有梅郎还识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周到，不是有意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个天真的艺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说，“畹华，上台湾吧”，他没说国民党腐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说“那座儿少吧”，他就惦记着唱戏呢，你说说，他就为这个留下了，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处，两位名角是比较决绝抗日的，一个是梅兰芳，八年不唱蓄须明志，黑木大将攻陷香港之后把他请去了，他跟黑木怎么说，“岁数大了，唱得也不好听，我就不唱了。”还有一位，可以说是梅一生的竞争者、伙伴、尊为老师的程砚秋，卢沟桥种地一种种七年。还有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是当时日本人曾经跟梅说过，你可以去中国后方，我们网开一面，你去重庆，你别在这待着，“我不去。”我不能够把他说成他想起一个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没那么伟大，但是他确乎留下历史上的谜——他没有离开日本占领区，但他也不唱。

这就是梅先生成功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电影中希望表达的：他其实一直都是个凡人，他对自己是有这种要求的。所以他在名缰利锁构成的纸枷锁的束缚之下，一直心平气和地面对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生问题和挑战，与困难共处，从来没有撕坏过这副无形的纸枷锁，可以说是完好地把它带到了万花山他的墓地里去了。

我们可以把梅作为一个普通人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间去加以观察，而不是对他求全责备。比如说前些日子哪个报纸上说：“梅是没给日本人唱戏，有一天谁家请客来俩汉奸他也坐下就吃了。”那你要求他怎么着，站起来就走？他是文天祥吗？他不是文天祥。不能老要求他“零丁洋里叹零丁”，他不是这样的人呀，他是生活在常态的一个人，这才是梅兰芳特别宝贵的地方，他有他的弱点，有他内心的痛苦，有他的孤单，同时有他的决断，有他的勇气，是这么一个人，这样才是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