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八大王事件”：为何两年之后八人又获平反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而现在看来，这8人当时的生意规模都不大，其中最大的也就是胡金林，年营业额也就在百万元左右。其余几个人也就是在众多万元户当中具有代表性，“八大王”也就是8个冒尖户，但这几个人都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并成为全国的打击对象。

“温州‘八大王’当时所面临的遭遇很契合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在商业局势并不明朗的当时，一群迫于生计的温州人，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他们在努力地并艰难地寻找商业火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其新书《温州样本》里这样描述。

他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作为一个温州发展历史中重要的典型事件，“八大王事件”反映了温州发展的跌宕起伏，同时，也戏剧性地展现或者扩大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私营经济的鼓励与打压，也反映了温州商人当时从商环境的恶劣。而在变革的中国商业历史中，似乎没有一个地方像温州一样常年处于市场经济的实验室中，而每场风雨的开始和末端都有可能席卷这里。

“倒爷”翻身

胡金林被关押后，一直关在重刑犯单间里，此时他已经彻底绝望，并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枪毙的准备。但命运却因1984年春天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得到转变。

“八大王”锒铛入狱，也就是因为1982年国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时发的一号文件，而文件标题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而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当时被浙江省派往温州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是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袁芳烈面对整顿私营经济给整个温州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得不反思。有着政治智慧的袁芳烈，终于在1984年抓住中央一号文件的机会，为“八大王”翻案。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袁芳烈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通过法律途径，郑重宣布对在押人员无罪释放，最后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就这样，被关押了66天的胡金林在1985年3月22日这一天走出了牢房。

而比他关押更长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在关押了186天后才得到了人生的一次大赦——无罪释放。

“八大王”平反后，收缴的财物从国库中拨出，如数归还，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请回家。

后有媒体报道，当过了十几年后，从浙江高院院长位上离任的袁芳烈还专门回到温州，特意安排了3个小时与昔日的温州“八大王”见面。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对他们所处不同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而在为他们当时的境遇感到惋惜时，“八大王”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走出阴暗的牢房后，郑元忠第一件事不是急着赶回家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镇工商所，仔细研读解救他性命的一号文件。

而就是这份文件坚定了他东山再起的信心。死里逃生的郑元忠认为现在形势比过去好，还要干，并且要扩大规模搞联合。1986年，他以执著的热情创办乐清精益开关厂，领取了批号为001号的全县第一份股份合作规范化证书，成为柳市首批获得机电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之一。

也正是这一年，日后统领中国电器行业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在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也就开始慢慢渗透了进来，一切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一大批温州人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了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尤小平、球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有意或无意间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商业机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温州“八大王事件”成为之后温州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在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史上，“八大王”的故事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之后很多研究私营经济发展史都不能绕过这一历史事件。“八大王”的闯劲，“八大王”的敢为天下先，“八大王”对财富执著以求的商业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温州商人。

而“八大王”当年摊上的“投机倒把”罪，已经在1997年3月从《刑法》修订案中删除，经济犯罪中不再有“投机倒把”罪这一罪名，2008年1月23日，适用了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列》也寿终正寝，被宣告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