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刘华清的长征之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弥足珍贵的油印传单

1934年12月，部队来到鄂陕交界的郧西县，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彼时，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军部驻扎在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老街，在鄂陕边的郧西、镇安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成立农会，逐步建成了鄂豫陕苏区。

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不到半年，作战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红二十五军很快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人，还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作为宣传科长，刘华清创办了《战士报》。晚年，刘华清回忆：“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管，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等，还让我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很起劲。新苏区的创建很不容易。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上刊登。为配合群众反抗捐税的斗争，我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伕、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积极配合宣传。”报纸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富有战斗力，对新苏区创建起了积极作用，成为全军上下关心的报纸。

12月10日，由郑位三撰稿，吴焕先政委审稿，刘华清又亲手刻印了《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传单上写道：“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还写道：“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贫民、士兵出身，所以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加入到红军中来……”

《什么是红军》传单大约相当于16开纸张大小，油印字迹工整，笔画有力，全文大约400来字，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

日后，这张传单被发现之初，未能认定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后辗转找到刘华清，经他确认，是他亲手刻印。

这份“镇馆之宝”流传下来并非易事。原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郧西县时，关防乡二天门老街的李玉才参加了红军。1935年5月，家人报母亲病危，经组织批准，李玉才回家探望。同时，他带回了一张红皮纸油印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玉英，刘玉英不识字，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她知道这是红军发的传单，决心保存下去。

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为逃避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搜查，刘玉英将传单包了又包，小心翼翼藏到墙缝隐秘处。刘玉英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要红军在，穷人就有希望，就有出头的一天。1947年冬，穷苦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随着郧西的解放，穷人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1981年9月，刘立英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交到了郧西县档案馆。这张传单弥足珍贵，是红军长征英勇征战的缩影，也是“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真实写照。

“布衣首长”的家国情怀

言及家乡，这位大别山之子把思绪带到了儿时。刘华清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花桥乡刘家院子（今大悟吕王镇刘垸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4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家乡，他曾任黄安县二程区刘家院子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少共二程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兼少先队总队长、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科长等职，家乡的山山水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从他少年时期投身革命，驰骋沙场，回家的路虽离他很远很远，但他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家乡的“情圈”。他最遗憾的是自参加革命后，再也没同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于是他第一次回故里只得用中国人最传统的礼节——上坟祭奠，表达个人的情愫。“那一年回老家，一块参加革命的同乡人大多不在了，有的牺牲了，有的去世了。”一切物是人非。

刘华清不到13岁参加革命，一走就是几十年，杳无音讯。母亲思儿心切，白天站在大路边眺望，夜晚坐在床边哭泣，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老人家眼睛哭瞎了，身体拖垮了，不久含恨去世；父亲领着全家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在三年困难时期与世长辞———在家的兄弟怕影响将军的心情和工作，没有写信告诉他，当然他也就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刘华清每次回故乡，总要到父母的坟前走一走，以示怀念。

采访中，刘华清说：“人到老年，格外注重感情，格外怀念过去那些充满深情和友谊的事，对老战友、老部下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凡是老同志逝世，只要发来讣告，他都发唁电、送花圈，在京内的，能参加遗体送别的，他一般都设法去。“这是一种友谊、情感的表达。人老了，向往的是平稳、自由、安静的生活。平民出身的人，无论官多大，职位多高，到头来他还是个平民，是个布衣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