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在长征中如何重获军事指挥权？

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通过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表明，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以来所受损失的经验教训。

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政治局常委根据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和组织调整：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为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在战争环境下，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存亡，新的“三人团”实际上成为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党，成为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指挥下，红军一改之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的被动处境，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这一连串行云流水般的行动中，红军将“走”与“打”有机结合，“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议上确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委员，成立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和王稼祥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北上。11月3日，成立了毛泽东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6年12月7日，扩大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更加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