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选在邓小平复职当天要求“病休”？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批判极左思潮继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比如，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他就作过这样的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首先在党内高层受阻尤其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即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他极力推进邓小平复出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