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哪位中共领导人被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核心提示：1918年1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他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北大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80年过后，美国图书馆学会所编纂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大全》，就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李大钊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何立波，原题：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特殊情谊

章士钊，曾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两位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却有着特殊的一段交往经历，彼此影响很深。

李大钊对章士钊仰慕已久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21岁时考取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并成为该校的学生领袖。22岁时，章士钊担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24岁时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的策士。章士钊曾得到过袁世凯的青睐，袁曾邀他担任北大校长，章以自己资历学识不够而婉拒。当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后，他坚决南下参加了反袁行动，撰写了“讨袁檄文”。讨袁运动失败后，章士钊再度流亡日本。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刊《甲寅》杂志。《甲寅》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刊物，是《新民丛报》之后、《新青年》之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有着密切联系。陈独秀的“独秀”之名，就是首先在这一刊物上出现的。而李大钊则是因参加《甲寅》杂志，结识了章士钊，成为挚友，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使自己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反袁的秘密活动。李大钊早在国内时，就十分爱读章士钊主办的《独立周报》，并担任过该报在天津的发行员。李大钊还与同学发起《言治》月刊，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与《独立周报》遥相呼应，其中有的文章甚至自接引述章士钊的观点。

当李大钊到日本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广告后，非常高兴，马上做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并以自己的字守常为名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章士钊语）

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约李大钊见面。章士钊亲切地问李大钊：“你向《甲寅》投稿，为什么不署本名而用号？”李大钊微笑着回答：“先生名钊，我何敢名钊！”简单的一句话，体现了李大钊的谦虚、机敏、幽默，也表现了李大钊对章士钊的尊重。

由于章士钊的推荐，李大钊才得以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1917年，章士钊和李大钊都回到中国，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长（当时称主任）。在李大钊进入北大之前，1917年1月，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停刊一年多后，在北京又创办了《甲寅》日刊。章士钊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担任日刊主笔。由于与章士钊的友情，李大钊放弃了正在筹备的杂志，全身心地投入到《甲寅》日刊的编辑与写作之中。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的：“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到馆办事较吾为勤。”该刊的目的是“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李大钊在该刊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泛。有反对袁世凯尊孔的文章，也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文章，更有宣传俄国革命的文章。由于思想、文风的接近，李大钊、章士钊、高一涵曾被海内外称作“甲寅”派。

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搞革命活动。为了方便李大钊的工作，章士钊向校方推荐，自动地把馆长一职让给李大钊。章士钊在北大的时间不长，1918年5月，他就应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之邀南下，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从此，章士钊与李大钊几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