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上除了交换商品还交换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则认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由阿拉伯商人传到欧洲的。1620年，培根还在《新工具》中进一步指出：“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古希腊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活字印刷发明于中国是有说服力的，但为什么人们把古腾堡活字印刷称为一场革命呢？原因在于，它在当时欧洲社会革命中扮演了大众传播工具的角色。我国专家也承认，欧洲使用机械铸字和印刷，大大提高了活字印刷效率，使活字印刷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看到，发明权与传播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普及化是传播力的基础和前提。其实，在蔡伦之前已经有了造纸术，但正如刘光裕所说：“以麻类纤维为原料并非蔡伦创造，以废弃麻类纤维和谷树皮为原料乃是他的创造。”蔡伦在传播上的贡献在于，他用了更廉价、更易普及的材料。

西方为何一度兴盛“中国风”

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除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以外，中国文化在西方一直具有较高的地位。以“中国风”为例，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人传播了中国文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欧洲又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

西方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兴盛“中国风”？有学者提出，莱布尼茨经过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考察，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中国的儒家思想正是西方人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自然神学，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而不应裹在圣经和神学的章句、概念中走不出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都把“中国风”视为一种高尚。早期的几届世博会虽然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参与，但都设有中国馆或中国风格的庭院。1889年巴黎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中国人在园区里造了一个中国风格的亭子，世博会结束后法国人把它买了下来。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法国人曾问我们能否找到该亭子的主人，可惜最终没有查到。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它不是古丝绸之路的翻版，而是要真正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可能更为深远。通过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构筑起一个文化对话平台和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图书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