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大将被称为“死不悔改”的直言者？

彭真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彭真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其研究一直引起人们的重视。彭真与社教，彭真与《二月提纲》等都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建设，以及与新《宪法》的关系，近年来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朱力宇的《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本进行比较系统梳理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著作。此外，彭冲评价彭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顾昂然称他“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许崇德则把他对现行《宪法》理论创新问题上的贡献概括为：“国家总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民民主专政适合中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成为人民权力机关；权利保障应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民主要从最基层抓起”。俞梅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彭真对由其主持制定的新《宪法》的特殊感受和对建设法治国家追求的细节，指出：“在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上，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他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有学者对“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对于林彪的一生，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全部否定，而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研究者大都肯定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尽管他犯过错误，但还是革命功臣，是著名将领，功大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聂荣臻回忆录》对此都有正面的记述。研究者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定性，则是阴谋家和叛国者。在众多争论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叛逃是主动的还是被挟持的问题，近些年来有人提出“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周敬青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林是知道出逃计划的，后期还主动参与了，至于说“林出逃返回遭拒”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有当时的禁空记录为证。关于林彪和江青的政治关系，赖诗逸做了系统考察，认为他们是为攫取最高权力的特殊合作关系，江青利用林彪满足自己的要求，林彪则借助江青的特殊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谋害”和“被谋害”的问题。有学者还对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金春明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推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民主法制、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导致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混乱的结果。黄卫平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真正有权威的公开、透明、平等、民主、规范化、程序性的最高领导人更新换代的法治机制。

习仲勋“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因此，有关他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者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新时期文稿》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则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