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家世：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之后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由于她已得知曾经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于是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李知凡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由于时局变化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西北野战军收放自如，中央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的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装书和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在上海的一个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又怎么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极了，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