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叫哪位开国领袖为“爹爹” 并非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前夕，杨爸爸和罗瑞卿叔叔、彭真叔叔、陆定一叔叔首当其冲，第一批被打倒。据说杨爸爸的错误是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还和罗瑞卿等人一起积极参与反党活动。我敢说，闻者莫不纳闷，既不可想象，更无法理喻，但那年头，就那么怪，大家也就那么“信”了！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西门打篮球，透过赛场观众，看见妞妞跟着一辆满载家具的卡车缓行，一副“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样子，迎着夕阳，垂头走到门口，登车而去。在场的人们议论，说杨家搬出去了。我心里感到异样：两小无猜、一块儿长大，临走也没来得及说句什么。说实在的，就是放在今天，她若真的来告别，我又能说什么呢？

直到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十万人批斗大会上，我才又远远地见了一眼杨爸爸……不久，又见到妞妞，自是悲喜交集。那时，和平里东有座五号楼，是著名的“黑帮楼”。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1968年年底，又巧了，妞妞和我被同时分配下乡，而两个学校又安排在同一个县。我算被“劳改”，她虽是插队知青，也属被监督之列。我们用鸡毛信方式，打密语暗号，约定时间地点，溜出几十里相会。坐在白杨树林间的草地上、渠墚边，天南地北地聊，追忆似水年华，共抒对亲人的思念。聊到尽兴，宠辱皆忘……现在想起，还挺浪漫。六年后杨爸爸被“解除监护”，下放山西“接受审查”。妞妞去陪伴，走了。我虽更孤独、更寂寞，心底却真为她高兴：总算能与父母在一起啦。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杨爸爸回到北京。我去看望，他显老了些，瘦了许多，比过去严肃了，然而目光炯炯有神，仍是那么有亲和力。不久，我母亲也出狱了。

以后二十年间，不定期的，杨爸爸总惦记着请我们去谈谈。开始，他和妈妈谈当年与父亲相处的许多事，而妈妈又因我是学历史的，让我作陪旁听。日久了，杨爸爸一见我，也爱回忆往事。他记忆力非凡，党史军史上有许多谜团疑案，搞不清原委，他几乎全能讲得一清二楚。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说说，为什么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我可真哭笑不得，回答说：“您与毛刘是长期的老战友了，怎么问我呢？我每次见您都想问这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他沉吟良久，抬头自语道：“想不透哇，想不透！”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和场景，也出现在彭真叔叔与我的谈话中。说实在的，他们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后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评，恐怕永久也难想透了。

“似曾相识燕归来”。回到父亲身边的妞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整日欢笑，撒娇打诨，风风火火，完全看不到“文革”悲惨日子中凄惶的影子。我却很难忘却，老是想起那时的她。有一次，我与杨爸爸聊着聊着就叙述起妞妞在“文革”中的点滴经历：她从小娇生惯养，才十七八岁，遇到如此大的国难家祸，其苦其痛可想而知。她居然坚强地挺了过来，还有意去主动帮助别的孩子。我说到插队的农村生活，讲她变卖仅存的家当给我们买罐头，说到徒步几十里的“密会”，讲我们共同思念父母的情节……恰巧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杨爸爸仔细地听，未发一言，开始注视着我，慢慢地垂下双眼，我看到泪花在他眼里打转：“谢谢你在那时关心帮助了妞妞。”我很诧异，没有思索就回驳了一句：“哪儿呀，杨爸爸，我说的意思是我该感谢她！她多不容易呀，我何止是佩服！看她能挺过来，真正是鼓励了我，她不求任何回报，帮助了我！”这时，杨爸爸豁然开朗，双目如炬，显现出自豪的神情。

杨爸爸每次都要问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对我的汇报，事无巨细，他从不嫌弃，物议对错，他绝少批评，多半都是认真听，间或也鼓励，让你看到自己的长处优势，再点出要注意的事。完全是典型的“圣人亦不伤人”。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工农兵都干过了，而且又正经上完大学，知识经验都有，比我们当年要强得多，肯定比我们走的弯路少，应当比我们干得好。只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第二，什么时候都必须不断虚心学习，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向群众学，从书本上学，在实践中学。”看看，“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吧？然而，正是这金石之言，令我铭记肺腑。

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应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近半年后，党的十四大召开，杨主席辞去党中央职务，翌年全国人代会时，全退下来。日子空闲了，可以多聊聊。一天，他通知我，陪他到河南看看。他专程到开封父亲去世的地方看了，一路上，讲了许多父亲的往事，以后，还复述过多次。他说，在历史上，他与我父亲共事算是最多的：刘年长杨九岁。1930年，刘到莫斯科，在职工国际工作，杨当他的翻译有半年多。1931年杨回上海，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长，不久刘也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是杨的直接领导。红军长征时，杨任三军团政委，遵义会议后，刘任政治部主任，杨又直接领导刘；过草地前，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刘任主任，杨又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时，杨到北方局任副书记，刘已是书记。1938年，中央决定刘调任中原局书记，杨接替为北方局书记。1943年刘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之前，杨也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在1943年的同一会上，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会委员、研究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杨又任中央副秘书长、军委秘书长，中办、军办主任。胡宗南攻延安，刘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杨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带着机关到山西。建国后直到“文革”的情况，可谓众所周知。杨爸爸说，他对我父亲最了解，也最有感情……1988年我父亲90岁诞辰，他作为在任国家主席到湖南参加纪念大会并致辞。到了1998年，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前，同作为原国家主席，杨爸爸主动提出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并亲自口授提纲，几次动笔逐字逐句修改。我听到后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