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贺龙警告谁别搞分裂：否则小心老子打你黑枪

贺龙与任弼时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成为全军团结战斗的榜样。看到这些，战士们也很感动：

“你们看，我们这两位‘小胡子’首长，性格不一样，相处得倒比一家人还亲咧。”

另一个说：“就是嘛，我今天看见他们连洗澡也要一起去，边洗还边谈个没完没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二、六军团来自不同的根据地，在习惯、作风等方面难免有些差异。但由于有贺龙与任弼时的团结友爱的榜样，两个军团广大指战员亲如兄弟，胜似一家。多年后，贺龙评价说：“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还说，“两军团六七千人，六七千个心，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奉命转移，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长征。最初的4个月，贺龙与任弼时率领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并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陷入了“离开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任弼时病倒了，高烧，可能是肺炎。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好好照顾任政委！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的封锁和我们会合，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

任弼时极度虚弱，连马都无力骑了。贺龙就动员他躺在担架上。任弼时开始坚决不干。贺龙就与萧克、关向应、王震等集体劝说。这样，任弼时才被迫坐在担架上。贺龙则拄着棍子，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旁边，还时常讲着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贺龙与任弼时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们的团结一致与坚强领导，给战士以希望与力量。王恩茂曾是二方面军的老战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二、六军团会师后，开创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也是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有了任弼时的领导，当然也还有贺老总的领导，就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苏区继续长征，通过雪山草地，同样是处在困难的高峰时候，有了任弼时的领导，加上贺龙同志的领导，也就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经过半年多的转战，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终于在西康与红四方面军接应的部队会合。

“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整个部队沉浸于喜悦之中，贺龙、任弼时却发现有些事情十分蹊跷：张国焘派来的“工作团”，带来了慰问品，同时也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王震发现其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马上下令烧掉，并报告任弼时。

1936年7月1日晚，贺龙、任弼时见到了朱总司令。经过数年的浴血征战，久别重逢，自然分外亲切，有许多话要谈。然而，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并拿出一大叠文件：有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

朱德沉重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听了朱德的介绍，任弼时坚定地表示：“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您的命令，一切听从您的指挥。”贺龙也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与中央会合呢！”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同张国焘宗派分裂活动的斗争中，两人又一次站在一起。

会师的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朱德在讲话中明确地说：西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坐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旁。张刚起身要讲话，贺龙就半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硬是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后来，贺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在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

多年以后，朱德说：“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暂时与贺龙分手，随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在此期间，任弼时努力做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推动张国焘北上；同时在给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建议：“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的责任的。”贺龙等马上回电：“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贺龙与任弼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互相配合，团结一致，为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