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贩迷拐儿童杀掉吃肉炼丹 被群众打死仍遭锉尸

富氏犯罪集团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叠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他们根据孩子的相貌和聪明程度，决定处置的方法，长得漂亮的卖到远处去，长得难看又不是特别聪明的“杀食其肉，灸骨为丸”。最奇葩的是，这帮人还以行医算命为名，将用孩子遗骨炼就的丹丸卖给“濮院之尼，乍浦之妇”，用以打胎“去私孕”，获利甚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犯罪集团最后还是暴露了形迹，被官府一举拿下，在浙江嘉善县受审。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无论人贩子还是官府都绝没有想到的。

人贩子死了还要“锉尸枭首”

对富氏犯罪集团采取的是公开审理，允许百姓站在堂下旁听。

首先审讯的是犯罪集团头子富子文的儿子富大，衙役刚刚将其押上堂来，早已了解其罪行的百姓就喧哗躁动起来，随着人证、物证的逐一出示，“供证凿凿”，富大俯首认罪。就在这时，堂下的谩骂声越来越大，突然间，激愤的人群将负责维持秩序的衙役推开，冲上堂来，把富大推倒在地就是一顿暴揍，县令一看急了，惊堂木拍烂了也不管用，只好让衙役们用水火棍将人们驱赶开来，再看富大，已经被打成了一团肉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县令惊魂未定，师爷突然匆匆赶来，在他耳边低语道：“大人，出事了，在监待审的主犯富子文听到刚才百姓们冲上公堂的声音，竟然吓得一命呜呼了！”

县令勃然大怒，立刻斥责刚才领头冲上堂来的杨秀章、姚泰晋、赵凝周等人：“你们这样冲动，打死了富大，吓死了富子文，等于让他们得了善终，懂吗？！”

县令的话一点都没有错。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以儒家思想立国，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字，这个“仁”字不是乱施爱心、假慈假悲，而是强调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认同感，比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又将家庭作为一个国家构成的基础和“缩小版”，十分强调维护家庭的礼法、亲情和完整性，《孝经·圣治章第九》就有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对他人家庭的侵犯和破坏被视为威胁王朝统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拐卖孩子不仅违背“天地之性”，而且等于破家，按照中国古人惯用的类比推理：破家再往前一步就是灭国，哪个皇帝也不敢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因此从汉朝起，对人贩子的惩处就比照酷刑的最高上限。汉朝是磔刑（砍头后再将尸体分裂），唐朝是绞刑，元朝也是杀无赦，明朝和清朝对人贩子首犯则凌迟处死——所以，被“群殴死”简直是被捕后的人贩子最渴望的一件事儿。

嘉善县令把那几个百姓臭骂一顿，“富子文父子未经生受寸磔，明正典刑而伸童蒙之怨气，惜哉！”然后继续审案，富子文和富大死了也不算完，还要“锉尸枭首”，其余的从犯一律斩立决，那个制造石灰水泡烂被拐女孩脚丫的富沈氏，也一刀砍了了事。

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拐卖儿童罪恶极大，我国古代在处置时是不设年龄和性别的“优惠政策”的，嘉庆十六年，浙江省有个七十多岁人贩子张良璧，十六年拐卖了十六个女婴，同样被判凌迟处死。

不过，在富氏犯罪集团一连串的暴行后面，还隐藏着更加可怖的现实。

据富氏犯罪集团的罪犯们招供：江浙间从事儿童贩卖的船只竟然有一百七十余号之多！抓捕行动随即展开，可惜仅仅破获了几起案件，包括“黄殿侯诱拐孩子出卖案、顾景文活煮孩子炼药案、蒋运生迷拐幼童刀截其足案”，光读这些案子的名称就令人不寒而栗，“及孙文韬、丁昌成、汤开元、孙彦生、王胥氏、蔡天章、王俊生辈，男妇十数，或用死孩和药，或随从贷卖，均按律治以应得之罪”。

对此，吴炽昌不禁叹息，拐卖儿童的犯罪数量如此巨大，而破案仅十分之一，“流毒尚未已也，有子者可不恐惧保护哉！”

“会唱歌的狗”竟是三岁孩子

在最近“人贩子该不该处死”的辩论中，反对死刑派有一个观点：“处死人贩子容易造成其杀婴灭口”，从前面讲述的清朝案例可以看出：采取何种犯罪行为，关键要看犯罪目的是什么：用来祭邪神的，杀之；用来赚钱的，卖之；用来行乞的，残疾之——换句话说，现在的人贩子，绝大多数的“目的”是倒卖孩子赚钱，并不会因为死刑风险而转行成职业杀手。还有些人声称：“加重对人贩子的惩罚，婴儿价格就会抬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入犯罪。”这同样是信口胡诌，犯罪学认为：犯罪率的上升既取决于犯罪收益的提高，更取决于犯罪成本是否降低，如果犯罪成本过高，再贪婪的罪犯也会有所收敛，这就是所谓的“不挣没命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