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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华国锋的历史局限?


来源:人民网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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