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手枪队队长的平反昭雪之路

核心提示:虽然这一决定迟到了二十一年，总算体现了我党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昌同志也可含笑九泉了。

2009年7月1日，陈昌与何妨终于团聚在九泉之下（陈龙狮摄）

本文系作者赐稿，原题《陈昌获得平反昭雪我高兴，其中也有我一点点贡献》

一九七六年十月，“文革”结束了，“四人帮”也被打倒后，全国人民皆大欢喜。更迎来“拨乱反正”的好光景，很多被冤屈的老朋友、老战友、老干部、老军人，陆陆续续获得了平反昭雪，陈昌也是其中的一位。

陈昌，也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贾希夷，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时任“贺龙手枪队”队长，以后在中央特科直属李克农、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直线管理，长期潜伏在敌人心脏里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并屡建奇功。

我的岳母诗伯、我的父亲和我从一九三六年起就与他相识，一同战斗。由于工作特殊，他只能与上级保持单线联系，一旦环境突然变化，马上转移，一时与上级接不上头，就只能独立作战。临解放前，他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潜伏时，虽然帮助我们打入了敌人内部，做了一些工作，这只是工作关系，但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解放后他自己的党组织关系也没有能够接上，在重庆市公安局作特勤人员，从事侦察工作。在此期间，利用他长期搞情报工作的经验，提供了很多敌特活动的线索。例如：在一九五一年他与有关方面合作，破获了敌人埋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平民党”，把为首分子地下军总指挥邓锦环等176人及匪司令部人员全部逮捕。也是在“三反运动”中，由忙于破案等原因，他经营的掩护茶馆亏了本，有关方面就不由分说地认定他贪污。而事实上公安局给他的办案经费根本就不能维系工作，大部分的钱款还靠他自己想办法搞。这是几十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干革命工作是不需要党中央拨款，一定是自己解决。然而却被所谓的“贪污罪”判处二年半劳改，其实后来听专案组同志讲，这关押就是为了对他进行政治甄别。一九五四年六月，他“刑满释放”了，市公安局不安排工作。他只好写信给他的老上级董必武同志，后经董老给中共重庆市委写信，将他介绍到当时由我主管的局招待所任副所长。“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押送到重庆市大洪河水电站劳改。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五日，陈昌在工地抬钢轨，因为体力不支，又有高血压，以至于突发脑溢血，不治逝世，享年53岁。陈昌逝世后不久，在董必武、王世英、汤昭武等老同志的关怀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作，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为他纠正了一九五二年的“错捕错判”、一九五八年错定“极右”的冤案，恢复了陈昌革命干部身份，但党龄只承认到“西安事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养山、陈克寒、张黎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再次为陈昌成立了专案组，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陈昌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光荣历史，并享受“在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共中央规定覆盖党旗的条件为：一九二七年以前的老党员、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还专门为他举行了骨灰移葬仪式，骨灰得以放进乐山市烈士陵园，其亲属、子女按红军家属享受其政治待遇。虽然这一决定迟到了二十一年，总算体现了我党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昌同志也可含笑九泉了。

总结陈昌同志平反结论，让我想起了我一直默默帮助陈昌和遗孀何妨及孩子们，为我的老首长、老战友、老朋友陈昌正名所做的一些些事情。在狮子滩的帮助我好像已经讲过了，不再赘述。当我调到四川省电力局工作后，家就安在成都。陈昌的夫人何妨同志每次来成都，找省电力局和省委组织部申诉、反映问题，或上北京途径成都时，为了省钱一般都借住在我家里。那时候全国人民的生活都相当困难，我家的孩子又多，有五朵金花加一个儿子，但每次都是热情接待，还尽可能的给予一点点钱款备路上之需。因为我在省电力局工作，陈昌又是在电力系统含冤去世的，自然很多事情都要找省市电力局，我便厚着脸皮帮助陈昌的遗孀和孩子们跑上跑下，联系当权派，帮助解决陈昌遗孀和孩子们的困难。总之，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帮助。我的女儿林芝在龚嘴发电站上班时，离乐山较近，她也常常获得何妨同志的帮助。有何妨同志在乐山关照女儿的生活我也就放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