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县七君子案”第一人如何奋力宣传抗日？

核心提示：贾希夷在平平电影院演讲后不久，一天晚上平平电影院正在放电影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头像，随后观众涌出了电影院，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

本文系作者赐稿，原题《“万县七君子案”第一人贾希夷》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人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极为反感，全国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尤为激烈，发生了若干起引起全国轰动的大事件，其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导人：沈君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仆、史良。史称“七君子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省万县市的一些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横遭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是七个人，有的被捕，有的逃亡。因此，被当地人们尊称做“万县七君子案”。在这七个“要犯”中，有五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我认识，剩下的一个，那就是我林向北。

“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名叫贾希夷。“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战全面爆发，万县市也成立了各界抗日后援会，只是这样一个官方的小组织，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各界人士抗日的愿望，于是各行各业又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的团体。首当其冲的是以《万州日报》发起的，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万县市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我会的主要领导者大都是那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党人。我就在这个联合会的宣传组担任副组长，而组长就是“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贾希夷。

贾希夷（他还有20多个假名），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名字（代号）叫陈昌。一九零七年腊月初八诞于四川省仪陇县立山场的一个破落世家，与朱德元帅是同乡。贾希夷一九二六年在叶挺独立团（赫赫有名的“铁军”）担任中尉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而后在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补充团任中尉排长、第26师司令部任中尉副官、第24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等职。一九二七年到了贺龙的20军军部任上尉参谋，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八一起义总指挥贺龙元帅的上尉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整个起义指挥部和起义将领们的安全和保卫工作。贾希夷在大革命最低潮的一九二七年底入党，党内的代号为陈昌。我曾问贾希夷，你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在党内代号为什么取名叫陈昌？贾希夷对我说：一是回归本家姓，二是因刚刚参加完南昌起义，随口取名叫陈昌。

因为贾希夷父亲陈子江是清朝没落秀才，被官逼民反，上山当上了响当当的义匪陈子江，被官府杀害后，才七岁的贾希夷被陈子江的老部下贾増儒收养为义子，为了保护陈家这位独苗改名贾佐。而后，又被陈子江的好友张子候土匪部带上寨子当上了“小老儿”，练就了一身功夫，为日后的政治保卫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功夫基础。他因在学校打抱不平误伤财主的孩子逃离家乡，还没有汉阳造高就当兵，于1924年毕业于“川军第六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又到“吴佩孚军官团”军士队读书。在1926年在“丁泗桥”战役中被叶挺独立团捕获，经俄国顾问鲍罗廷将军改造，从此走上了革命军旅的康庄大道。

话说回来，南昌起义失败后，贾希夷带领“贺龙手枪队”将起义主要将领们安全护送到香港后，才将“贺龙手枪队”移交给周恩来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李营长便到河南的邓宝珊部报到。一九二八年他和汤昭武（南昌起义战友）一起，策划、组织、实施，成功发动了“石宝寨起义”，创建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一九二九年他到澎湃领导的松口苏维埃政府担任赤卫大队长。一九三一年因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了重创。贾希夷奉命参与恢复、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从此在王世英、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单线联系下，开始了隐性埋名、十八年的特工生涯到重庆解放。即使重庆解放后，他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也没有恢复革命军人的身份，继续以灰色身份开展反特防特工作。他曾经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作过试用侍从副官窃取重要情报，还以各种身份深入到国民党的军界和政界，屡建奇功。

我重点回忆我和贾希夷相识、相知、共事的往事：一九三五年，贾希夷在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下，他在重庆开办了《新四川通讯》，以社长和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这个时候，白区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四川也不例外。但四川境内的《新四川通讯社》，只有他们还有党的关系，还在继续、艰难、顽强地为党工作。

贾希夷在《新四川通讯社》作社长兼记者，陈养山与陈克寒分别做总编辑和首席记者（陈养山解放后曾任国家司法部副部长、拨乱反正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陈克寒解放后曾任新华社社长和文化部副部长、拨乱反正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副主任）。他们“三陈”通过各种关系，收集了国民党和四川党政军的大量情报，如蒋介石的军事动向、军力配备、及国民党军队与四川地方军阀派系的斗争内幕等。

贾希夷还曾经指派他的女搭档刘一平同志，以我岳母诗伯（即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化名）的服装店为掩护，为华蓥山游击队运送军火及被服；他们还计划策动地方上一些进步人士搞武装起义，配合诗伯的丈夫廖玉璧在华蓥山建立起一个范围和军事力量都比较强大的游击队根据地。解放后刘一平对我说：当时，我们将这些情况及时向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徐特立作过汇报，徐老很支持我们的计划。可是不久廖玉璧同志悲壮的牺牲了，华蓥山游击队员们被迫分散隐蔽，该计划未能实现。

在这段时间，我的父亲林佩尧也在重庆。他也参加贾希夷组建的《新四川通讯社》，并参与许多工作和活动。记得我爸爸经常给我寄来一些《新四川通讯社》的稿件让我学习。不久，贾希夷在重庆暴露了身份，不得不转移到了万县，住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刘其珍的娘家里。

那时候的贾希夷，还不满三十岁，人长得很英俊，加上思维敏锐，头脑清醒，对人热情，说话的煽动性极强，很快便成为万县年轻人崇拜的明星偶像。当年，我心目中的明星偶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女英雄诗伯（陈联诗），另外一个就是男英雄贾希夷（陈昌）。

当诗伯借道赴苏俄在万县被捕入狱后，我常常与贾希夷一起去监狱里看望诗伯，贾希夷与我父亲林佩尧一样叫诗伯为“诗姐”，他们之间谈话的声音很小，还用些隐语，我不大听得明白。后来贾希夷告诉我：我想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把诗伯营救出来，可是诗伯她不同意，理由是华蓥山游击队早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她自己也是早就上了特务黑名单的人，要是敌人知道了这个被关在万县监狱里的女教师陈联诗，就是他们到处找不到的那个华蓥山女共匪头领陈玉屏，不但会弄巧成拙，还会连累到帮助过自己的一大批人，牺牲更多的同志，绝对不行！

当年，我与贾希夷经常组织万县的一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成立宣传队，沿街贴标语，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演街头戏，把整个万县市抗日救国的气氛搞得浓浓的。

记得有一次，我俩在万县的二马路平平电影院作宣传鼓动工作，原本只能够坐六七百人的电影院，那天来了1500人以上，很多人只好站在那里听。开始学生们唱了几首抗日救亡的歌曲，接着就由贾希夷作时事报告。他说到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时声泪俱下，接下来又揭露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喊得声嘶力竭。听众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喊着口号，整个电影院人声鼎沸。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急跑来告诉我，他说贾希夷的夫人刘其珍马上要生孩子，要贾希夷马上赶快回去。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他，谁知道他看了条子就像没有看到一样，继续声嘶力竭地向听众喊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看没办法了，只好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了两斤红糖，三斤鸡蛋，急急赶到他家里，这才知道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家里却什么都没有准备。我赶快把鸡蛋煮好，放上红糖，给他的夫人刘其珍端到床头，也算是给月母子吃了我们四川人必须给产妇的“定心蛋”。我同时安慰贾夫人，说是贾希夷有点急事，办完了就回来照顾您。

几十年以后，我与贾希夷的前妻刘其珍和长女贾闽生会晤时，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贾夫人非常感慨气愤地对我说：“贾希夷的一辈子，为了党、为了革命他完全不顾家，哪个女人跟了他，都是会吃不尽的苦呀！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得不和他离婚。嗨，但我没想到这样忠心耿耿的职业革命家最后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贾希夷在平平电影院演讲后不久，一天晚上平平电影院正在放电影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头像，随后观众涌出了电影院，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国民党当局对此忍无可忍，终于对贾希夷下了毒手。没几天，贾希夷突然不知去向，我急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贾希夷的叔叔贾罕西，他的夫人就是曾经帮助我与杨光清秘密传书的李禾芳。贾罕西当时在国民党党部政训室工作，与我父亲很熟，通过贾罕西，我们才知道贾希夷被关在万县高笋塘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军的军部，罪名是“汉奸嫌疑”。我来到第十军军部，不敢到门卫处打听，也进不了军部内，只好沿着墙外一路喊着贾希夷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号“怀湘叔”（贾希夷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贾怀湘）。头一天我沿着墙外喊了一圈，没有动静；第二天我又去，站在一栋楼房外面喊了一阵“怀湘叔”。突然，我发现在第三层楼上有人伸出头来，我一看正是他！他不敢说话，只是暗示我等一下，就把头缩了回去，不一会他就用一砣泥土包上一张纸扔了下来。我拾起来一看便明白了，是叫我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在楼房左边的厕所外面等候。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咳了一声，他就从厕所的墙缝里塞出来一张用练习簿写成的长信。信上说：审问他的时候以为他是共产党，结果一听说他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有关系，就没有敢再追问，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放出来。从信上看，他的情绪不错，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还在鼓励我们继续战斗。我拿了这张纸条，高兴得不得了，回去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前往交涉，我自己则以各界代表的身份找到政训处的秘书周承林说理，可是没有结果。不久，第十军转移去了湖北沙市，并将贾希夷一起带走了，直到第二年的十月，才将贾希夷无罪释放了。

解放后，贾希夷因为“历史复杂”于一九五二年被捕入狱接受了政治甄别审查，没有任何问题，后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贾希夷的最后一位老首长董必武批示，贾希夷于一九五四年底来到我工作的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当时我担任局供应处处长。一九五八年，我被小人诬陷企图保护、长期重用“历史复杂”的陈昌，违背约法三章将贾希夷的最后一位夫人何妨同志（祖籍福建省福清县、一九二三年生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参加“陈昌特工组”、一九四五年经董必武批准与贾希夷结婚、一九八二年平反昭雪后入党、二零零九年病故）调到工程局职工医院等罪名，我俩双双戴上了“右派”的桂冠。我幸运活了下来，但贾希夷死得很惨啊！这一段往事我在后面还要提及，请读者耐心等待。

“万县七君子案”中的第二个人，是我父亲林佩尧的老朋友吴昌文。吴昌文是四川梁山（今梁平）人。一九二四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为共产党员。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一直在团中央负责交通联络和刊物的发行工作。一九三二年，他被团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苏区领取活动经费，同行的两个交通员被敌人杀害，他与薛子正（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装成传教士，才得以蒙混过关。一九三三年，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正值国民党的第四次大“围剿”，面临着敌人的步步进逼，他带着部分受伤的儿童团员撤退到洪湖中。很多儿童团员被敌人的炸弹炸死，他自己头顶着两个孩子泡在血腥的湖水中，靠着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潜伏了整整四天四夜，才被渔民救出。这个时候，他和两个孩子已经极度虚弱，身上的皮肤都被泡掉了一层，经上级批准，才回到万县他姐姐家养病。一九三四年夏季，红军打到川北，他约了一个叫余治民的人，一起到川北去找红军。这个余治民，曾经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大刀队的队长，而十九路军因为积极抗日，与共产党的关系很不错，军中的有些将领还是共产党员，比如贾希夷就曾经在第十九路军搞过政治保卫工作，与余治民的关系也很要好。吴昌文与余治民到川北去找了一大转，最终还是没有找着神出鬼没的红军，只好回来，干脆就留在了万县，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贾希夷与我在前面打冲锋，余治民与吴昌文两个人在背后出主意做参谋，吴昌文是学美术的，刻传单，写美术字的活儿都由他承担了。就在贾希夷被捕后不久，国民党政训处也找了个什么罪名把吴昌文也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最后吴昌文的姐姐找人说情，送了好多的“包袱”，才被取保释放。

“万县七君子案”中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刘建国。他是湖北宜昌人，曾经是川北“红灯教”的头目，“神兵”社团的首领，此人身材魁梧，“匪气”极重。曾经独自一个人跳上川江中一艘轮船抢劫，不但抢了旅客的银钱，还下了船上护航队员们的枪，然后一人乘一艘木筏，扬长而去，后经地方团队多方搜寻，毫无结果。刘建国自称有“刀枪不入”的功夫，我们常常在他家里听他神侃，侃到高兴处，他递给我一把菜刀，然后亮出肚皮，让我用菜刀去砍，用多大的力气都行。我虽然有过“飞天蜈蚣”的绰号，却终归是良家子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抡起那把雪亮的菜刀，壮起胆子砍了两下，只觉得他那肚皮就像弹簧一般，那刀一挨上肚皮就被弹了回来，但肚皮一点损伤都没有。我狠了狠心，加大力气再砍，谁知道用力愈大，弹得愈是厉害。刘建国看我战战兢兢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林老弟，你不行，但你的笔杆子厉害，却是一幅菩萨心肠。”他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这肚皮里鼓的都是气，你硬砍怎么行？其实你只要一拖刀，我就完了。”刘建国好象也是在街头听我们宣传中认识贾希夷的，很快也成为贾希夷的崇拜者之一。在我们的劝导下决心改邪归正，两口子在万县街上做起了挂面生意。他卖的挂面头天捞起来放到第二天再下锅热来吃，照样利索，不泥不糊，生意很好。刘建国常常把挂面摊子交给他老婆去管理，他自己腾出时间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送些挂面给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加餐，还常常接济那个完全不顾家的贾希夷，负责贾家里的花销和零花钱。贾希夷被捕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的县党部到处在打听余治民和刘建国的下落，刘建国和老婆不得不在半夜逃走了，余治民也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他们的音信，怪想念他们的。

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全部释放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捕的七君子：沈君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仆、史良。消息传来，我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由救国无罪而谈到目前的抗战》的文章，揭露国民党执行的“救国有罪，抗日有罪”的嘴脸，以“光头”的笔名，在《万州日报》上最显著的版面上发表出来。

事隔不久，我的一个朋友杨洁清被捕了。他也是“万县七君子案”的“要犯”之一，杨洁清是重庆附近长寿县的人，他的叔父杨公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杨洁清比我长几岁，是个大学生，性情急躁，也是个很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与长寿地方上的土豪关系恶劣，被密告成共产党嫌疑，只好跑到我们云安镇，躲在滴水寺那个庙子里，帮着编写佛学刊物。那时我在云安镇河北小学教书，与他认识了，常常听他海阔天空地吹牛，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我到《万州日报》后，他也来到了万县，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就来报馆找到我，由我介绍到报馆接收电讯新闻稿。所以也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天，他在街头宣传结束后回报馆，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关进了国民党市党部隔壁的一个小房子里，说他煽动群众，为共产党作宣传，诋毁国民政府。特务审问他：听说是你们报纸上常常有一个叫“光头”的人写的文章，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蒋委员长，这个“光头”住在什么地方？！杨洁清灵机一动，说我只知道南门河边街上有一个“光头剃头铺”，我常常去那里剃头，不知道那个叫光头的老板，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光头，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杨洁清很快托人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我立即从报馆的宿舍转移出来，找了个关系住进了警备区司令部。我不知道后来特务查出了真相没有？可是即使他们有这个本事，也不敢到刘湘的警备区来抓人，所以我躲了几天，见没有什么动静，也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杨洁清不久也被放了出来，被我们送往延安陕北公学去学习，后来被党组织派往隐藏在敌人内部的一个师长张知侠（即电影《佩剑将军》的生活原型）处，作了秘书，派上了大用场。

“万县七君子案”中还有一个女的“要犯”，叫范淑贞，她是万县市一个国立小学的校长，也是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并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贾希夷被捕之后，特务开始大抓我们的人，我们通过关系，也赶紧把她送去了延安。

就这样，特务们列上黑名单的七个人，：贾希夷、吴昌文、余治民、刘建国、杨洁清、范淑贞和化名“光头”的林向北，有三个人（贾希夷、吴昌文、杨洁清）被国民党当局被捕，但四个人（余治民、刘建国、范淑贞和林向北）幸运跑脱了。由于局势的变化，连“国家级”的“七君子”都放了，他们还在法庭上把国民党当局驳斥得狼狈不堪，万县市级的“七君子”当然也就没事了，被抓进去三位“要犯”也先后释放了，没有被抓的四位“要犯”也就“逍遥法外”，大摇大摆地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继续活跃、绽放着革命激情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