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为种族主义者的纳粹为何强迫犹太女子充当军妓

1942年春，在犹太人被大规模驱逐出隔都的过程中，很多犹太女性遭到强奸，犹太居民委员会借此向党卫军要求一大笔金钱补偿。盖世太保称当地年轻士兵的性生活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时常会和街道上的妓女发生性关系，这导致军队中性病比例升高。而犹太女性一向以其纯洁而出名（犹太人有其自身的饮食条例，而且当时很多东欧犹太人是正统派。在传统的犹太教观念里，犹太女性是要遵守一系列家庭洁净条例，可能因此德军认为犹太女性是很纯洁的），是慰藉军中士兵的最佳人选。在盖世太保的逼迫下，犹太居民委员会不得不挑选一些面容姣好的年轻犹太女子，秘密送往妓院。当事人在受访时说当时并不知道她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妓院，否则，她们定会想方设法逃走（证词来自USCShoahFoundationInstitute）。

性犯罪活动如此猖獗，以至于这成为纳粹集中营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Vashem）、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StatesHolocaustMemorialMuseum）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协会（USCShoahFoundationInstitute）档案中，许多幸存者都表示他们曾目睹或亲身遭遇性侵害。“五六个德国人在工厂里当众轮奸一名犹太女孩”“有的犹太妇女半夜被从床上拖走，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守卫射杀一名试图逃走的犹太妇女后，公然奸尸”……这些证词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性犯罪事例未浮出水面。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对犹太妇女的性犯罪俨然已成为纳粹实践种族灭绝的工具。通过强暴“劣等”犹太女人的身体以控制其生育能力，这样一来，“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男性精子）便占据了犹太女性“下等”的子宫，亦或是强迫怀孕犹太女性堕胎、做绝育手术，目的都是为了进行所谓的“种族清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教授克劳迪娅·卡德（ClaudiaCard）认为“实行种族灭绝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大肆屠杀，造成族群的个体成员的死亡；二是破坏族群的社会纽带以摧毁其身份认同感。大屠杀时期的强奸犹太妇女的行径就是兼具这两种功能。”由于女性在族群中扮演着繁殖者和看护者的角色，所以强奸等性犯罪行为能够在羞辱、恐吓被征服者之余，损害一个族群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其他军事武器所断然无法实现的。同时，在缺乏法治约束与管理的战争时期，人性的恶会毫无约束地暴露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便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令数百万犹太妇女丧生。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大都选择把过去永久封存在她们的记忆中，情愿只活在当下。对那些遭受性犯罪的妇女而言，更是如此，过去是令人愧赧的负担，是当下和未来黑暗的源头。她们不仅要直面被侵害的不堪过去，还要忍受回忆带来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极端反应。弗洛伊德说，个人的经历，如强奸、家庭暴力等更容易带来因恐惧而触发的心理创伤；受到创伤的个体在直接经历真实的强暴、死亡等事件后，引发她们身体和情感上的极端反应；这种反应在事件发生初期被有意或无意地压抑而进入潜伏期，之后受到刺激不断地重复侵扰受创者。那些经历强暴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女性即是如此。她们在战后的很多年里，缺乏勇气说出自己的过去，恐慌、无助、不安、噩梦一一袭来，但却只能独自默默承认这份伤痛。“恐惧和焦虑就像不受欢迎的旅伴，无论我内心多么不喜欢它们，却注定要和它们纠缠在一起，直到人生旅途的重点。”大屠杀幸存者伊爱莲（IreneEber）在她的自传《抉择：波兰，1939-1945》（TheChoicePoland，1939-1945）中写道。

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研究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站出来讲述自己与大屠杀的故事，其中不乏一些勇敢的犹太女性。她们冲破心理障碍，将个人难以启齿的往事公之于众。但强奸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禁忌文化，仍旧在大屠杀研究领域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正如德国格雷夫斯沃尔德大学（Greifswald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浦·库沃特（PhilippKuwert）所指出的：“对强奸和长期沉默导致的创伤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是缺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