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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是明朝才子徐渭 故事发生在绍兴?


来源:人民网

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

古典小说与文化博士、多伦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胡令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萦绕在人们心头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也是该破解的时候了。”

《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

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

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

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

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

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

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

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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