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1992年4月痛悼王任重同志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李先念，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春寒未尽，噩耗传来：王任重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我的震惊、悲痛之情，实在难以言状。他自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来，一直主持政协的常务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我因住院检查治疗，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之前，经请示中央，委托他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发病前几天，我们还在医院里共商如何开好这次会议的有关事项。谁知他竟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猝然和大家永别了。

1990年王任重在政协会议上（右起：江泽民、李先念、王任重）

任重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60年来，他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以无限的忠诚，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象磁铁般地能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凝聚在一起，为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他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我与任重相识，是在1949年的春夏之交。那时大军正南下作战，他带领着晋冀鲁豫地区的一批干部随军到中南工作，于湖北省孝感县的花园镇见到了我。从接触和多次交谈中，他给我的鲜明印象是：坦荡诚恳，深思好学，严于律己，充满活力，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相当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是个难得的人才。此后，我在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与他共事五年多，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经验上，也随着工作实践日益趋于全面和成熟。

1954年我调来北京工作，他相继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政绩显著，深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器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在此期间，我们仍经常保持联系。1988年3月，他被选为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又和我共事整整四年。我们在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一直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他比我年轻8岁，党和人民正需要他继续承担责任，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不幸他却匆匆而去了。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

任重同志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魄力，当大事而善任，临大难而无畏。他经常想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胸怀全局，明辨是非，保持独立见解，勇挑革命重担，一贯坚决维护和积极贯彻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从不在大事、大难面前迟疑不决，畏缩不前。1949年湖北全省解放后，省委面临着支援大军南下作战、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经状况好转等严重任务。当时分工由任重同志主管财经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各部门的有力配合下，采取了重点打击不法资本家和统一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很快使财政经济混乱的状况改观。1954年夏，长江水位猛涨，武汉关的水位高达29.73米，比地面高出3米多，超过1931年汉口被淹时的水位2.79米，情势紧急万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极为焦虑。担任武汉防汛总指挥的任重同志，率领广大军民日夜奋战在长江大堤上。7月间，指挥部里围绕要不要在洪湖、沔阳地区主动分洪以确保武汉的问题，争议不下。任重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弄清汛期长江水位的特点是：涨涨落落涨又涨，落落涨涨落又落。七、八月间，正是水位“涨又涨”并逐渐走向高峰的季节。于是，他毅然向中央提出了淹掉部分农田、确保武汉安全的建议，经中央批准付诸实施。在任重同志带领下，党政军民奋战一百天，终于取得了这次防洪斗争的伟大胜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任重在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极为重视发展农业。新中国建立以来，湖北省一直是全国的主要粮棉生产基地之一，有力支援了国家建设。

1954年长江特大洪灾王任重召开武汉抗洪指挥部会议

1958年王任重陪同李先念同志在湖北视察

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他还将联系实际阅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刊登在《湖北通讯》上，帮助干部借鉴历史经验，接受现实教训，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不要随声附和，弄虚作假。“文革”期间，任重大难临头，饱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多次遭到揪斗和毒打，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他坚贞不屈，从容镇定，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显示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任重同志衷心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拨乱反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重同志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尤其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刻苦钻研。不论工作多么繁忙，他每天都要在夜深人静时读点书，写点心得笔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久不断。他参加过延安整风，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自觉性。毛主席当时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对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任重同志是铭刻在心并身体力行的。多年来，他经常反复阅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客观实际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求知若渴，不仅精心钻研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历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注意学习和积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适应工作的需要。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和知识水平，他提出了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的要求，通过这三个环节，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具体化，对干部队伍的培养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重同志是举双手赞成的。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必须突破三个难点：一是实事，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了解客观情况；二是求是，要开动脑筋，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探索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三是不怕打击，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199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书，汇集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部分讲话、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为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作的努力，同时也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份合格答卷。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针对极少数人否定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倾向写道：“只要我们真正学懂弄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决不会相信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胡说，决不会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万岁的鬼话。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望远镜，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暂时的困难，预见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光辉的前景，从而坚定我们的信心，振奋我们的精神。”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任重同志用毕生的勤奋学习和工作实践证明，他不愧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任重同志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敢于直抒己见，善于团结干部，关心群众疾苦，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他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不论党组织分配他到哪个岗位上，他都愉快服从，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工作中出了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评，决不贪功诿过，粉饰太平，经常公开作自我批评。他从来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干部一视同仁，无亲无疏。所以，许多同志都愿意与他共事；他所领导的部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充分调动起来。他平易近人，经常深人基层，喜欢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促膝谈心，认为这是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阶级本色，也是掌握真实情况、实现正确领导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也喜欢和他谈心，因为从他的各种渠道里反映来的情况，比较真实，使我们能够知道工人在想什么，农民在想什么，知识分子在想什么，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在想什么。他长期担任省级的一把手，要团结好“一班人”，当好“班长”，很不容易。在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他做得很出色，因而能把“一班人”拧成一股绳，群策群力，密切合作。他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遇事同大家商量，集中集体的智慧。愈是有不同意见，他愈是虚心倾听，启发大家畅所欲言，敢于争论，以便实行正确的决策。有时人家也会对他有偏激、过头的批评或指责，但他从不计较，更不会“秋后算帐”，给别人“小鞋”穿。这是任重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无私无畏、虚怀若谷的优秀品质的具体体现。任重同志一生艰苦朴索，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不谄上而慢下，不见利而忘义，“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徼名”。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让我们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对任重同志的最好纪念。王任重同志的革命精神千秋长存！

1992年王任重在家中灯下读书

(原载199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