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平：忆慈父王任重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范康，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由于战事，我一直被寄养在农村外婆家，9岁才回到父母身边。

记得是冬天，我和外婆跟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母亲一起，来到我们在湖北的第一个家—武汉市一元路8号。我们一进客厅，正在弹钢琴的父亲立即站起来，外婆一边赶忙往前推我一边说：“快，叫爸爸。”我吓得躲在外婆身后。这时瘦瘦高高的父亲的一只大手已落在了我的头上。“你们来了。啊，已经长这么高了，快成大姑娘了。”这虽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感到父亲的威严与慈爱。那温暖的抚摸，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田。

我到武汉后，很快被送入一所住读小学，后来上中学、大学也都是住校。除假期和节假日外，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父亲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一年中往往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除去在中央、中南局开会，就是下基层，因此，和父亲相处得时间十分有限，留在记忆中的更是珍贵的往事。

在我学生时代，父亲是一个英俊、聪明、活泼可爱的中年人。他珍惜一切与家人相聚的日子。认为节假日应属于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提倡节日加班，公开反对把公事弄到家里去办。每逢周末或节日父亲总是带上全家找个安静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打扑克是我们家共同的游戏。

左二是作者王晓平

父亲酷爱文学，家中有很多书籍，订有多种报刊杂志、为我读书看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读小学时，父亲就要求我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他自己也一直坚持记日记），并利用休息时间查阅我的日记，耐心地帮我分析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并经常亲自帮忙我修改病句。他反对记流水账，经常启发我，对事物要有观察，有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感想或联想，从而培养我的文学修养和观察分析事物、独立思考的能力。

1962年春天，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因患慢性肝炎不能去。时值父亲要下乡检查工作，为了让我有机会对农村有所了解和接触农民，就带我同去。沿途，父亲除了大到大田里去查看庄稼生长情况外，还在田间村头与农民谈话，仔细了解农民的衣、食、住、行情况。所到之处，均住在当地的县或地区招待所里，在招待所的食堂就餐。这些食堂都很小，只能放两张方桌，饭菜很简单。当地干部除个别陪同检查工作而来不及回家吃饭的一起就餐外，没有什么专门陪吃的人。回来途中，父亲饶有兴趣地给我讲解毛主席诗词《游泳》。他告诉我，“才饮长江水”，不是指长沙市的水，而是专指长沙市郊一口井里的水。“又食武昌鱼”，也不是泛指武昌的鱼，而是武昌县的一种鳊鱼。由于此处水流很急，故这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鲜美、毛主席很喜欢吃。

父亲还告诉我，毛主席喜欢湖北，每年至少到湖北来一次。主席在湖北期间，父亲作为地方领导人，从未单独宴请过他。相反，倒是有时开会开晚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主席留他共餐。主席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每餐都少不了辣椒。

右一是作者王晓平

1963年，我进京读大学以后，学校开展学习“九评”和防修反修大讨论。当时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围绕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各种观点。我作为一个在相对脱离社会的比较单一的环境长大的学生，面对这种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真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正好，此时父亲来京开会，我将自己所有的疑惑向他倾诉。父亲十分关心当代青年人的思想动态，不时提出问题，对一些细小的问题也问得很清楚。父亲并没有急于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多听、多想。直到父亲开完会临走之前，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一次心。他从自己的童年一直讲到参加革命，使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祖上本姓赵，由于贫穷，家中孩子多，养不起，太爷爷把我爷爷送给一个没有孩子的农民家，自我爷爷一辈即改姓王。父亲自小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只读完乡师就辍学了。父亲多次对家人讲，要不是家里穷，我不是当数学家就是当艺术家。正是因为怀才不遇，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欲望促使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

父亲对我说：“命运”是唯心主义对人生的认识，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人的一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偶遇机遇的相结合。如果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我和你母亲不可能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日本的侵华战争这一大的社会必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至于，我是否和你母亲结婚，那就是必然中的偶然。没有我们的婚姻，也就不可能产生你的存在。中国人民肯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念大学。至于你是上北大还是上清华，那是有一定偶然性的。青年人不应信奉“命运”，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干一番事业，塑造轰轰烈烈的人生。

父亲于繁忙的公务中，仍挤时间给我写信，记忆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中学时，父亲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决定公开与苏共的分歧，就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与苏共进行辩论。父亲对党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危重时刻，中国共产党能坚持独立自主，大无畏地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英明决策由衷地拥护，并对前途充满信心。父亲就此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了一首小诗，来抒发他的激动之情。

一次是1965年，得知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台头第一次称“晓平同志”。信中表达了父亲对我的祝贺与鼓励，要求我要树立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革命接班人。

第三次，是“文革”初期。父亲担心我面对这么大的政治风雨晕头转向，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正在养病的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叮嘱我要经受考验，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特别嘱我要牢牢记住二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上海湖南路宾馆家庭合影

1988年春，上海甲肝流行，来势凶猛，弄得人人自危，外省市对上海客人都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春节过后，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宾馆里。宾馆工作人员视上海来的人如瘟疫，见了就躲得远远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父亲系国家领导人，且年岁已高，为了对他的健康负责，会后不打算回家居住，只去看望一下。当秘书将我的考虑向父亲报告以后，父亲叫秘书立即通知我：“开完会就回家。”

到家后，我见到父亲，双手合十说：“为了您的健康，我就不你握手了。”父亲一把把我搂在怀里，一边大声说：“不怕不怕，爸爸不怕。”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这几天以来在大会上受到的歧视与冷遇所造成的心里压抑一扫而光。……

我所获得的父爱是有限的，而有限的父爱融化在我的血液里，在我人生征途上起着无限的推动作用，并将温暖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