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復：兰幽香风远 松寒不改容——王任重同志谈读书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李德復，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深夜王任重在家读书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这个书房好大呵--五个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书柜紧靠着西墙，其中两个书柜放满了马恩列斯毛，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经典著作；另三个书柜，有的排列着一行行阐述当代自然科学尖端的书籍；有的陈竖着古今中外版本的史籍；有的堆放着一册册诗集、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看到这些书，可以想象：本室主人的大脑是爱好各个学科、善于吸收各科知识渠道的营养的。

紧挨着书柜，是一张书桌，上面摆着一个能转动的地球仪和一叠叠整齐的文件、书稿。书桌的右端，立着一盏带乳黄色金罩的落地灯。灯下，安置了一张普通的竹靠椅。当秘书引我走进这宽敞、带着书香的书房时，任重同志放下手中的书，从靠椅上站了起来。

“任重同志，您好！”我一面和他握手，一面细细地端详着他。他，今年已六十七岁了吧，可那神态，仍那么潇洒；那双眼睛，仍那么炯炯有神……我忽然想起十九年前--1965年秋，他在中共湖北襄阳地委小会议接见严励（剧作家）和我的情景：与我们一起探讨如何描绘社会主义新人，研究如何把梁彦斌这个勤俭节约的全国模范塑造为舞台形象……那深刻、精辟的分析和谈笑风生的场面至今难忘！当时，坐在他身旁的襄阳地委书记焦德秀发问：“任重同志，梁彦斌是从旧社会来的，而且有点历史问题，她的品质为什么这么好？工作又干得这么出色？”

“你说呢？”任重同志眯起了眼睛，把手一摆，“我看，这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心怀开阔，能容人又能教育人！从旧社会来的，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只要接受党的教育，劳动工作成绩出色，就可以当劳模；思想觉悟合格，就可以入党，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又环视周围，“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同志们都学过吧？梁彦斌同志是我们解放的。给她安排了工作，使她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在旧社会，她的灵魂受过摧残，是一位被压迫被歧视的妇女。可我们党把她培育成纺织界的一朵红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文化革命中--扶植梁彦斌当劳模，成了任重同志一条“罪状”，现在，历史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貌，朵朵红花在蕊开怒放！

“马列主义的启蒙书，把我的眼睛擦亮了”

接着，我向任重同志汇报说：最近，中宣部发了个《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我今天来，是代表《书刊导报》，向你请教怎样读书和学好革命理论。

任重同志让我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问了问当前“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情况，接着说：“中宣部发这个《规定》是及时的，很重要。一方面，由于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干部理论教育遭到了破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歪曲，许多干部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这是造成党内思想上、作风上严重不纯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广大干部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我们正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胜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我说：“您能不能根据您的革命经历，谈谈这个问题呢？”

任重同志端起茶几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年轻时，我家比较穷，高小毕业后，我考上中学，但没钱，不能上。我只好进了不交学费每月还有两元津贴的乡村师范，毕业后只能当个小学教员。但这不是我的志愿。我对当时的黑暗社会不满，但找不到出路，因而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在乡师学习时，我喜欢跑图书馆看书--读进步小说，看分析社会问题的杂志。图书馆的馆长名叫王颉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的共产党员，常把不摆在书架上的书，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一类的读物，悄悄借给我看。开始，我看不大懂，经过王颉竹和另一个同志刘建章的帮助指点，再联系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青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前途，这是没有出路的。要把自己的前途，放到国家的前途中去。国家没有出路，自己的出路安在？马列主义的启蒙书，把我的眼睛擦亮了，把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心中燃起了一把火：要革命，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也就在那个时候--1933年，十七岁，入了党，投身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看来，读书，学革命理论，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世界观的问题。有了马列主义世界观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仅仅有一片感激党、热爱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起码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

听着，我想起他秘书志勤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任重同志在”文革“年代尽管被”四人帮“关入监狱，倍受摧残，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不动摇，坚信”四人帮“横行不会长久，被冤枉的人一定会得到平反；一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能吃能睡；身体未垮，学习不止；这不就是因为革命的思想理论一直支撑着他么？！

“众所周知”，任重同志注视着我说，“马克思出身并非劳动人民，可他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人。不好理解么？这是因为他从理论上弄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真正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了。不论在哪里，干什么，都是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违背了客观经济法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稍停，任重同志继续说：“读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除了促进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外，在现实工作中，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一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站起来，在原地踱了几步，“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早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如何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们的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搞活经济，建设‘四化’，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您在这方面一定深思过，有研究吧？”我问。

“我读过《资本论》，《资本论》中阐述的许多经济规律，不仅是对资本主义而言，对社会主义建设也大有用处。比方，价值法则，资本主义社会是靠它来自发地调节生产和供求关系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受价值法则的制约。因为不论国民生产计划也好，比例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是否合乎客观情况，有待实践检验。凡不合乎客观规律的价格政策，价值法则就会自动地起作用。你看，”任重同志掰着手指说：“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搞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加上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业商品的剪刀差，五年来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这当然是很好的形势，但是新形势产生了新的有待解决的新问题，最突出的是粮食、棉花的大增产带来了农民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如何调整粮食和畜产品的比价，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肉、禽、蛋、奶，逐步改变人民的食品结构，增加人民的体质，以及如何调整各种农副产品的比价，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比价等等，都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按照价值法则的要求，规定正确的价格政策，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流通。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和许多专家学者正在研究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要着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逐步展开了。要解决的问题有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以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的问题。列宁、毛泽东早就讲过，平均主义是一种落后的反动思想，是和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背道而驰，是妨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什么是价值法则，更不懂得计划经济和价值法则是什么关系，这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企业的一些好经验，我们也是要学习的，搞经济工作必须做买卖，学会为国家赚钱！随着生产的发展变化、人民消费的发展变化，各种商品的价格总是会有升有降的。把稳定物价看作是物价永久不变的观点是错误的。

当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物价的调整必须有利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绝不能相反。”紧接着，他在这方面一连举了好几个例子，“为什么布票可以取消？为什么有些商品要提价或减价？价值法则嘛。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掌握了它，又运用得当，对我们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会起良好的作用的。”说着，他忽然问我：“你看了《被告者后面》这部片子没有？”

“看了。”

“这部电影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相当深刻！实际生活中是有不正之风。但要看到，违背了客观经济法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斯大林说过，会碰得头破血流。”

是呵，这几年经济上升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正如任重同志分析的那样么？毛泽东同志说过，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要有的放矢。任重同志读书学习，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正是生动地体现了这个道理。

“我历来主张：读书、工作、写作三结合”

“任重同志，”我问：“您能把您的读书方法介绍一下吗？

“我看，不外两个字，一个‘韧’字，一个是‘活’字。像我们搞党政工作的，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读书。我现在年纪老了，努力坚持平均每天读十页以上的书，读十页书，只要一个小时，不难做到。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页呀！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知识就积累起来了嘛。我个人有个体会，读一本好书是一种享受，比吃最好的奶油糖和冰淇淋还要舒服。这个提法，‘文革’中受过‘批判’，我看还是对的。”

“您对书有选择吗？”

“有选择，根据工作需要选择。我认为，党政干部，除学马列主义以外，都要学一点自然科学。特别是现在，每个人都面临当今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新挑战：电脑、光纤通讯、遗传工程等等……都要有个基本的了解。1958年为什么会冒进？一些普通的经济常识都不懂嘛！或者是头脑发热发昏了。有了这个教训，就要补课。过去，我爱看《大众科学》等科普读物。现在，也挑些科学家的著作看。外行虽然一下变不成内行，但慢慢向内行这个方面前进嘛。”

“是的。”我说，“我们一些搞文学的同志，如今也老老实实地学习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哩。”

“这好嘛！”任重同志点了点头，“对搞自然科学的同志，我倒建议他们学学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好了，对研究自然科学也大有益处！另外，起码的历史知识：中国通史、简史、世界通史、简史，我们也该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一下想起自己在六十年代读到的、任重同志边读《资治通鉴》边联系实际写的一系列读后感。文革后，极左思潮曾把它们当“毒草”批。现在看，大都是一针见血的、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又问：“您还和以往一样，喜欢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小说吧？”

他指了指对面的书柜：“小说、诗歌都要读。不是为了消遣，而是陶冶情操，增加知识，了解社会。特别是外国的好小说，读了能了解那里的阶级关系、风俗人情、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时比出国访问了解的情况还多。因为作家们是写社会的关系、写人的灵魂的……”

是呵，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真面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么？我继续问：“您有读书计划吧？”

“每个人都应有读书计划。读书计划要因时因地而定。‘文革’中，我被‘四人帮’抓去坐牢。开始，牢里只准读毛选，不让看其它书，后来让看了。家里人给我送来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我便订了个计划，从每本书的第一页读起，读到最后一页。这样读的好处是可以了解每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作者认识发展的过程，容易了解书的精神实质。在这一点上，‘文革’逼得自己增添了不少营养。现在，我根据工作需要，侧重读经济方面的书。作报告，写文章，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把有关的书找出来有重点地再读一下，才能理论联系实际，不就事论事。你看，我正读《第三次浪潮》……学习，我赞成博览与精读相结合。博览能扩大知识面，精读可使自己对学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再是，我历来主张读书、工作、写作三结合。读了书，就应把学的知识用到工作中去，工作一段后，就应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这样，读书、工作、写作，以工作为中心，长期坚持下去，就会积累起各方面的经验，更上一层楼。为什么有人写文章壳里空、党八股、公式化--常常是‘红头绿尾巴’，就是没有把这三者结合好嘛，对不对？”任重同志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继续往下讲，“现在，年轻人都想读大学。读大学，是个好事，但学校只有那么多，招生名额有限。而且即使大学毕业，也只是学习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有学问，有贡献，必须继续向实践和书本学习，不断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知识。我们应该鼓励、提倡自学成才。我国和世界上有许多大科学家、大作家，不都是自学成才的嘛！象陈云同志，年轻时，在商务印书馆当工人，学历是小学生，但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在工作中学，在实践中用，他总结、提炼出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宝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特别是经济问题上，他是有创见的，对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有很大贡献。再如小平同志虽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成杰出的领袖人物，在组织我国人民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艺术。读书加实践，是出真知、出理论、出著作的源泉！”

听着，我想，一个真正对人民、国家有贡献的人，不都是这样从实践从学习中奋斗出来的么？

1990年王任重在题词

“要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真正懂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任重同志站起来，语重心长地说，“还要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真正懂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知识都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1942年，我在冀南区党委工作，日寇三番五次扫荡，敌强我弱，情况十分严重，可我们不但生存下来了，还能主动打击敌人。为什么能这样？我在这年元旦对干部讲：‘这是因为我们有老百姓，有人民支持。依靠他们能克服任何困难，无往而不胜；脱离他们，就无法生存，哪里还谈得上胜利？历史、大好形势是人民创造的。过去，这个道理我只是在理论上学习过，经过几年战争，特别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我才真正懂得这个真理。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建设时期也一样呵。1958年为什么会冒进？77、78年为什么’欲速则不达‘？主观要求超过了客观可能，说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其实是强加于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现在，我们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清醒地从客观实际出发，真正地按照人民的要求，为了人民的利益制定方针政策，起用大批知识分子进领导班子，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战略方针……从农村到城市的读书潮流、改革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好得很哪！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年纪大的或者是年纪轻的，都是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要做落伍者，更不要当绊脚石。”

在任重同志的书房里，我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下午。临别时，我注视他那书房壁上书法家舒同同志写的一副对联：“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几番暴风骤雨，多少严霜冰雪，它们仍然是那么幽香、挺拔，给人带来知识、温暖……。

（作者李德復，系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北通俗文学学会会长，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原刊于1984年9月20日《书刊导报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