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岩：忆伯父王任重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王云岩，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今年3月16日，我亲爱的伯父任重遽然辞世。噩耗传来，如雷击顶。站在伯父的遗体前，望着老人家慈祥的遗容，向来不爱流泪的我竟然孩童似地泣不成声。在伯父的六个侄子中，数我年长、数我和他接触多，时间长，感情深。在我心目中，伯父既是慈爱的长者，又是学习的楷模。

伯父一向喜欢孩子，认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经常对二伯父和我父亲讲：要好好管教孩子，把他们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童年时代，我在北京读小学。那时候，伯父每年都要到北京开几次会，每次我和父亲、姐姐（伯父的大女儿，当时我们生活在一起）都去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见到我们，他总是十分高兴，常常摸着我的头，关切地询问：“学习怎么样？，淘气么？”当听到父亲和姐姐说：“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贪玩”时，伯父笑着说：“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多地拘束他，引导得法，玩不仅有益身心健康，而且能促进学习。”说着又弯腰双手抚着我的肩，认真地说：“你还小，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可过分贪玩，荒废学业。做完功课要么多看些课外书，丰富知识。你现在看的书一辈子都不会忘。”那时北京各新华书店的儿童读书很多，大部分带汉语拼音，图文并茂、装帧精良，极适宜儿童阅读。父亲几乎每周都给我买回几本。渐渐地，我爱上了读书，小学三四年级时，在保持学习成绩良好的前提下，我有滋有味地阅读了相当一部分有关天文、地理、历史、数学、生物、科学幻想等普及读物，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芽了许多美好的理想。

对晚辈人在成长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伯父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慰勉有加。他特别重视在政治上关心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伯父遭迫害，被关押，我们和他失去联系近十年之久。1975年，始得知他被软禁在陕西省武功县。这时我已成家并参加了工作。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伯父写信，诉说思念之情，并汇报了十年来的经历。伯父迅即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和关怀，“亲爱的小虎（我的乳名），收到你的信和照片，我十分高兴。你是个聪明的有出息的孩子，字和信都写得不错。望你能挤时间多读些马列和主席的著作，只有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写起东西来，思想上才会有根据，才不会犯大错误，不然很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当然还必须了解实际生活，了解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掌握充分的材料，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东西，不搞抄书抄报那种空论。你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期，在实际斗争中学习成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伯父仍身处逆境之中，在信中表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对我工作和学习上所作的指导，使我深受感动。1976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伯父得知后，来信道：“……你参加了党，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望你努力学习，做到思想上完全入党，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在这封信中还给我讲了好多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作用与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使我受益匪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你看我说的这些对不对？你以后碰到这样的一些理论问题可以在信中和我讨论，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方法。”当年我24岁，在此之前，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但理论书籍涉猎不多。伯父的这封信，激发了我钻研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兴趣。在随后的两三年里，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阅读了一些理论书籍，并写了不少学习笔记。其间曾数次和伯父书信往来，向他请教学习中遇到的疑点，老人家每次都复信指点迷津。那一阶段的学习，为我后来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