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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康:评王任重读《资治通鉴》著《读书笔记》


来源:凤凰历史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范康,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读书笔记》原本在党内刊物《湖北通讯》上刊载,看到的人并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作者遭受劫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范康,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读书笔记》原本在党内刊物《湖北通讯》上刊载,看到的人并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作者遭受劫难,这些用心良苦、富有教益的读书心得,突然被蒙上“美化帝王将相”的罪名,受到显赫一时的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的大张挞伐。结果适得其反,知道王任重同志有本读书笔记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找来一读为快的人大有人在。近年来,有些同志多次建议作者加以公开出版,一则是了结一桩历史公案,让世人再一次看看“文革”中的所谓“批判”是如何荒谬不经;一则是促使更多的干部比照历史,想一点事情,更好地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范康

最近,先后听到三位同志说:读了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感到很有收获,思想上得到不少启示,这都是一些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人,有这种反映,足可见作者出版这本书是合乎实际需要的,是能够在我们干部中间引起反响的。

王任重同志的这本书,是读《资治通鉴》的笔记。分两部分: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的,作于1961年5-6月;有关汉纪的,作于1962年6-7月。当时作者正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抽公务繁忙的空隙、读史籍,写笔记,目的何在呢?在《我们的一点说明》中,王任重同志说:"是为了帮助干部学习一点历史知识,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重点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原本在党内刊物《湖北通讯》上刊载,看到的人并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作者遭受劫难,这些用心良苦、富有教益的读书心得,突然被蒙上"美化帝王将相"的罪名,受到显赫一时的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的大张挞伐。结果适得其反,知道王任重同志有本读书笔记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找来一读为快的人大有人在。近年来,有些同志多次建议作者加以公开出版,一则是了结一桩历史公案,让世人再一次看看"文革"中的所谓"批判"是如何荒谬不经;一则是促使更多的干部比照历史,想一点事情,更好地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作者同意了,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编者按:即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一本装帧典雅的小书就献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照我看来,各级领导干部读一读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对于开阔思路是大有好处的。

暂且不论笔记的内容,先就读书这一点说说。我接触过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说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连看文件的时间多没有,更谈不上读书了。我听了不免心中一怔。做领导工作特别是负全面责任,不读点书怎么行呢?许多过来人都有这种体验;好些问题就事论事总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从狭小的圈子里超脱出来,翻翻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思想便会豁然开朗,点子也就源源而来了。当然,读书的目的不能是仅仅为了处理眼前急迫的事情,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领导干部加强全面修养,提高思想理论素质之所必需。有这样的认识,便会产生不可抑止的读书欲望,工作再忙也总能挤得出时间来。六十年代初期的王任重同志,肩负湖北省委书记的重任,又处在克服经济困难的紧张时期,其忙碌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有读书的自觉性,千方百计挤出时间研读《资治通鉴》。自然,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鉴古知今,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之后,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绩,为人民实实在在地办更多的事情。读书比不读书好。得法的读书比不得法的读书又要好。所以读书还要讲究办法。1962年7月9日,王任重同志在《读书笔记》之二的序言中写道:"我一直在提倡这种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读,好比吃饭;想,好比消化。不读书,等于不吃饭;只读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体缺乏营养就会害浮肿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营养同样会害干瘦病的。我们有些同志成天忙于实际工作,舍不得拿出一些时间来学习。我认为这种观点和作风是不好的。"这里讲了读书的重要性,也讲了又读又想的方法的重要性,又读像想的学习,按照王任重同志自己的实践来说,还可以展开成为又读又想又写的方法。写,是把又读又想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整理成有条有理的见解。对自己而言,是认识深化的一个小结。如果贡献于公众,那是向大家交流思想,从领导工作而言,这又是向下级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生动有效的方式,无疑地是一件大好事。

王任重同志在六十年代初选读《资治通鉴》,当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为而发的。1958年搞"大跃进",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估计经济形势是好得不得了。很快问题便暴露出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人都不能不思考此中的原委,何况处在一个重要领导岗位的王任重同志呢?他脑子里带了一堆实际问题去涉猎唐汉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某些有助于认识和解决当前实践的结论。"大跃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偏差。但是,不少干部中滋长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浮夸风,直接造成很多恶果。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读书笔记》主要从后一方面去提出和说明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教训,未尝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还是从领导干部的视角来说吧。我认为,王任重同志在《读书笔记》中提出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认真思考。

领导者善于自处是第一要紧的事。通常都是开头比较谦虚谨慎,有了一些成就,便逐渐骄傲起来,不能正确估计自己,最后不免要犯错误。唐贞观十一年,魏征有鉴于唐太宗李世民求善上进之心比以前差了,上书劝戒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囊日,遣罚积多,感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王任重同志读到这里,写了一则笔记:"'贵不期骄',一个人当了'大官'就可能不知不觉地变得骄傲起来;'富不期侈',一个人有了钱就可能不由己地奢侈起来。我们有个别的老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以至腐化堕落,应当引以为戒。"还有一次,李世民向给事孔颖达询问《论语》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一段话的意思,孔趁机进言:"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王任重同志又就此评论:"领导者不要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我们有些同志,走到群众里面,一见面就自己先说一大通,把群众想说的话都堵回去了,其结果是自己封锁自己。"又有一年,李世民同魏征讨论他的政声。魏以为不如过去。理由是在贞观初年唯恐下面不说话,鼓励进谏。中期对于正确的批判还乐于接受。现在可不同了,不主动听意见,有时勉强听了,却摆出一副难看的面孔。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李世民无可辩驳,最后只得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对此,王任重同志感慨万端,写道:"要'高价征求批评',要鼓励、引导批评,才能使下情上达。压制批评,杜塞言路,就一定要犯错误。这几年的教训很深,应当切记。"在《读书笔记》之二中,作者还就汉文帝同臣下探讨治乱之道一事,发表看法说:"阿谀逢迎、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形成这种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在于民主空气不够,更不必说那种'纵欲怒暴、恶闻其过,震之以威、压之以重'的了。我们一方面要实行'三不',一方面要提倡'五不怕';而就一个领导者来说,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要在自己周围树立民主空气,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提出和自己不同的意见。'直谏'往往逆耳,要听下去。少数人提出一些过火意见,正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标志,倘若完全没有,倒不一定就是正常;因此也不要怕。"所有这些见解,联系历史和现实品位一下,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在工作上,一个领导者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也有不少令人开窍的论述。目前通过干部制度改革,新旧交替、互相交流是经常的事。接任者如何对待前任者的举措呢?王任重同志就《汉纪》中"萧规曹随"的史事,作了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回答。他说:"一个人调到一个新的地区接替别人担负领导工作,万不可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不可否定一切,必须把原有的一切好政策、好办法继承下来,把不好的东西逐步加以改革。决不可为了显示自己而标新立异。当然,也不能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应革应兴之事还是必须做的,不然就成为现状维持派了。"领导干部怎样处理好自己同下级的关系。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王任重同志在近30年前读史札记中提出的一些意见,至今还是发人深思的。比如:"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必须推心置腹,互相交心,欺诈权术是一丝一毫不能有的。""领导者必须以平等态度待人,不能使人望而生畏。"等等。尤其是这一条:"上级要爱护下级的威信"。很令人深思。扶持下级成长是很不容易的。究竟这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啊!

(原载199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唐智诚 PN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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