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康：评王任重读《资治通鉴》著《读书笔记》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范康，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读书笔记》原本在党内刊物《湖北通讯》上刊载，看到的人并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作者遭受劫难，这些用心良苦、富有教益的读书心得，突然被蒙上“美化帝王将相”的罪名，受到显赫一时的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的大张挞伐。结果适得其反，知道王任重同志有本读书笔记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找来一读为快的人大有人在。近年来，有些同志多次建议作者加以公开出版，一则是了结一桩历史公案，让世人再一次看看“文革”中的所谓“批判”是如何荒谬不经；一则是促使更多的干部比照历史，想一点事情，更好地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范康

最近，先后听到三位同志说：读了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感到很有收获，思想上得到不少启示，这都是一些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人，有这种反映，足可见作者出版这本书是合乎实际需要的，是能够在我们干部中间引起反响的。

王任重同志的这本书，是读《资治通鉴》的笔记。分两部分：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的，作于1961年5-6月；有关汉纪的，作于1962年6-7月。当时作者正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抽公务繁忙的空隙、读史籍，写笔记，目的何在呢？在《我们的一点说明》中，王任重同志说："是为了帮助干部学习一点历史知识，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重点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原本在党内刊物《湖北通讯》上刊载，看到的人并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作者遭受劫难，这些用心良苦、富有教益的读书心得，突然被蒙上"美化帝王将相"的罪名，受到显赫一时的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的大张挞伐。结果适得其反，知道王任重同志有本读书笔记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找来一读为快的人大有人在。近年来，有些同志多次建议作者加以公开出版，一则是了结一桩历史公案，让世人再一次看看"文革"中的所谓"批判"是如何荒谬不经；一则是促使更多的干部比照历史，想一点事情，更好地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作者同意了，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编者按：即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一本装帧典雅的小书就献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照我看来，各级领导干部读一读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对于开阔思路是大有好处的。

暂且不论笔记的内容，先就读书这一点说说。我接触过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说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连看文件的时间多没有，更谈不上读书了。我听了不免心中一怔。做领导工作特别是负全面责任，不读点书怎么行呢？许多过来人都有这种体验；好些问题就事论事总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从狭小的圈子里超脱出来，翻翻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思想便会豁然开朗，点子也就源源而来了。当然，读书的目的不能是仅仅为了处理眼前急迫的事情，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领导干部加强全面修养，提高思想理论素质之所必需。有这样的认识，便会产生不可抑止的读书欲望，工作再忙也总能挤得出时间来。六十年代初期的王任重同志，肩负湖北省委书记的重任，又处在克服经济困难的紧张时期，其忙碌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有读书的自觉性，千方百计挤出时间研读《资治通鉴》。自然，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鉴古知今，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之后，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绩，为人民实实在在地办更多的事情。读书比不读书好。得法的读书比不得法的读书又要好。所以读书还要讲究办法。1962年7月9日，王任重同志在《读书笔记》之二的序言中写道："我一直在提倡这种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读，好比吃饭；想，好比消化。不读书，等于不吃饭；只读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体缺乏营养就会害浮肿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营养同样会害干瘦病的。我们有些同志成天忙于实际工作，舍不得拿出一些时间来学习。我认为这种观点和作风是不好的。"这里讲了读书的重要性，也讲了又读又想的方法的重要性，又读像想的学习，按照王任重同志自己的实践来说，还可以展开成为又读又想又写的方法。写，是把又读又想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整理成有条有理的见解。对自己而言，是认识深化的一个小结。如果贡献于公众，那是向大家交流思想，从领导工作而言，这又是向下级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生动有效的方式，无疑地是一件大好事。

王任重同志在六十年代初选读《资治通鉴》，当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为而发的。1958年搞"大跃进"，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估计经济形势是好得不得了。很快问题便暴露出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人都不能不思考此中的原委，何况处在一个重要领导岗位的王任重同志呢？他脑子里带了一堆实际问题去涉猎唐汉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某些有助于认识和解决当前实践的结论。"大跃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偏差。但是，不少干部中滋长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浮夸风，直接造成很多恶果。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读书笔记》主要从后一方面去提出和说明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教训，未尝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还是从领导干部的视角来说吧。我认为，王任重同志在《读书笔记》中提出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认真思考。

领导者善于自处是第一要紧的事。通常都是开头比较谦虚谨慎，有了一些成就，便逐渐骄傲起来，不能正确估计自己，最后不免要犯错误。唐贞观十一年，魏征有鉴于唐太宗李世民求善上进之心比以前差了，上书劝戒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囊日，遣罚积多，感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王任重同志读到这里，写了一则笔记："'贵不期骄'，一个人当了'大官'就可能不知不觉地变得骄傲起来；'富不期侈'，一个人有了钱就可能不由己地奢侈起来。我们有个别的老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以至腐化堕落，应当引以为戒。"还有一次，李世民向给事孔颖达询问《论语》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一段话的意思，孔趁机进言："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王任重同志又就此评论："领导者不要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我们有些同志，走到群众里面，一见面就自己先说一大通，把群众想说的话都堵回去了，其结果是自己封锁自己。"又有一年，李世民同魏征讨论他的政声。魏以为不如过去。理由是在贞观初年唯恐下面不说话，鼓励进谏。中期对于正确的批判还乐于接受。现在可不同了，不主动听意见，有时勉强听了，却摆出一副难看的面孔。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李世民无可辩驳，最后只得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对此，王任重同志感慨万端，写道："要'高价征求批评'，要鼓励、引导批评，才能使下情上达。压制批评，杜塞言路，就一定要犯错误。这几年的教训很深，应当切记。"在《读书笔记》之二中，作者还就汉文帝同臣下探讨治乱之道一事，发表看法说："阿谀逢迎、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形成这种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在于民主空气不够，更不必说那种'纵欲怒暴、恶闻其过，震之以威、压之以重'的了。我们一方面要实行'三不'，一方面要提倡'五不怕'；而就一个领导者来说，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要在自己周围树立民主空气，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提出和自己不同的意见。'直谏'往往逆耳，要听下去。少数人提出一些过火意见，正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标志，倘若完全没有，倒不一定就是正常；因此也不要怕。"所有这些见解，联系历史和现实品位一下，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在工作上，一个领导者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也有不少令人开窍的论述。目前通过干部制度改革，新旧交替、互相交流是经常的事。接任者如何对待前任者的举措呢？王任重同志就《汉纪》中"萧规曹随"的史事，作了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回答。他说："一个人调到一个新的地区接替别人担负领导工作，万不可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不可否定一切，必须把原有的一切好政策、好办法继承下来，把不好的东西逐步加以改革。决不可为了显示自己而标新立异。当然，也不能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应革应兴之事还是必须做的，不然就成为现状维持派了。"领导干部怎样处理好自己同下级的关系。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王任重同志在近30年前读史札记中提出的一些意见，至今还是发人深思的。比如："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必须推心置腹，互相交心，欺诈权术是一丝一毫不能有的。""领导者必须以平等态度待人，不能使人望而生畏。"等等。尤其是这一条："上级要爱护下级的威信"。很令人深思。扶持下级成长是很不容易的。究竟这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啊！

（原载199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