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极一时的北魏迅速衰亡真相：始于魏孝文帝的改革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

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亲率30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这使得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惫。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站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迁都洛阳！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公元495年九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大功告成。

悲剧人生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以至于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将汉族文化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全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十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3000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7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四月，拓跋宏发州郡兵20万，限八月中旬集结完毕，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昌兵害怕远征相继起义，适逢齐明帝去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惫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这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皇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由此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日死于军中，年仅33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皇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成败英雄

后人对拓跋宏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以及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研究结果之一就是：北魏衰亡始于孝文帝改革！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