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如何解决“医闹”问题

核心提示：从明清到民国，正是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善、司法资源的不断扩充、诉讼门槛的不断降低、诉讼成本的显著下降，使得大量的医病纠纷被纳入法治的轨道，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医讼突然大量出现的关键所在。

民国时期的医疗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冯志阳，原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事诉讼为何频发？

1935年，西医江晦鸣在《医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年来之中国医药卫生》的文章，称“民国二十三年，可谓医事纠纷年”。据学者龙伟统计，这一年医讼案件高达三十八起。这个数字，今天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如果跟1934年前稍作比较，便会发现“医事纠纷年”的说法，可谓恰如其分。龙伟在《民国医事纠纷研究》一书中通过广泛收集医事诉讼档案、民国医界收集整理的医事诉讼资料以及《申报》《大公报》《中华医学杂志》《医事汇刊》《上海医事周刊》等报刊——这些报刊都报道或刊载过不少医事诉讼，共收集到医事诉讼案件一百六十九起，发生时间起于1927年，终于1949年。具体而言，1927年一起，1928年一起，1929年六起，1930年两起，1931年七起，1933年十二起，1934年突然猛增到三十八起，不能不令民国医界中人为之瞩目惊叹。正是在1934年后，民国医界开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医讼案件，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整理编辑的两册《医讼案件汇抄》，一册出版于1935年9月，一册出版于1937年3月；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兼任医学史讲席的陶炽孙，在1936年发表《中国新医受难史序论》一文，以1930到1935年的十九起医讼案例为材料。这些工作恰好也为今天的学者研究民国时期的医病纠纷，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令人奇怪的是，1927年之前居然一起医疗诉讼的案例都没有。当然，没有收集到医讼案例，绝不意味着没有医讼发生。恰如龙伟所说，他所收集的一百六十九起医讼案件只是民国医事诉讼案件的“冰山一角”，“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却足够清楚地证明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事诉讼是广泛存在的现象”。但医讼在1927年后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1927年前也是如此。陶炽孙曾敏锐地指出，国民大革命前后，构成了中国新医受难史的两个时期：国民革命前，西医的“受难”主要表现为外籍医生受到民众的冲击，“医院被捣乱”；而在国民革命后，呈现出“医院捣乱少而诉讼多”的面貌。“医院被捣乱”说明医患关系的紧张一直存在，“诉讼多”则表明更多的医患矛盾进入了司法程序。这一点正好可以作为理解马金生《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一书的关键。

西医传入后医病纠纷为何增多？

台湾学者雷祥麟曾在《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一文中指出，“由于医病双方对医师责任的不同期待，因而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医事诉讼”。期待的落差，涉及传统中医治疗模式向现代西医治疗模式的转变，而这也是马金生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在作者看来，传统的医疗模式和医病观念对医病纠纷有很大的抑制作用。首先，医家并不拥有绝对权威，病家往往在诊疗活动中“发声”，掌握着医病互动的主动权，而医家只得迎合病家以图免过。清代名医徐大椿对此颇为不满，但也不得不表示“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据说清中叶江南地区药补之风盛行，人们一旦患病，往往闻“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甚至到了“虽服参附而死，则委之于命”的地步。其次，病家出于对医家的不信任，常常多方试医，不断换医，一旦有事，病家也很难找出责任人。再则，病家多由亲朋代荐医者，即便治疗有误，病家也只能哀叹命运不佳，或者看在亲朋的颜面上，隐忍不发。对医家而言，遇到危重病人，可以拒绝出诊，这在当时不但无可厚非，“在病家看来可能恰是医术高超的体现”。尤为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人们大多信奉“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的医病观念，只要误治的迹象不是特别明显，病家一般不会将责任归在医家身上。

相对于传统的中医治疗模式，现代的西医治疗模式要求医生对病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相应地，医生对病人必须积极负责，而病人则通过签订契约，将自身“委托”给医生，完全听命于后者。特别是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家更多的是通过病理解剖来寻求治疗的依据和方案，病人的自述和治疗想法在医病互动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医疗模式发生颠覆性转变的同时，大多数人医病观念的变化却比较有限，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不适应乃至冲突。陶炽孙曾对1930到1935年所发生的十九件西医医讼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在这十九件医讼中，“除了难产身死，子宫癌身死之外，十七件都是医生在很积极作为的”，并因此感叹假如医生起初不主动负责，对危急之症视若无睹、不闻不顾，那么这些案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