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剑为何千年不锈？专家称并非经过特别处理

八字铭文上的越王到底是谁

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教授，与在工地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对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鸟篆铭文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这八个字是“越王？？自作用剑”；另两个字按过去剑上发现铭文的惯例，应是某位越王的名字。方壮猷先生认为这两个字是“邵滑”，并认为邵滑可能是史书所记载的越王无疆的儿子越王玉。据此，他将此墓认作越王墓。

对方壮猷先生有关“邵滑”二字的意见，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上的其他文物工作者也有不同看法。而这一问题又至关重要，直接关系此墓墓主与年代的研究。于是，在方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临摹、拓片、拍照，随后，方先生于12月底，将这些资料及自己的看法，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夏鼎、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容庚、商承祚等十几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忙作进一步的鉴定。

郭沫若很快就寄来了回信，在信中，他肯定了方壮猷的研究意见，认为那不能确定的两个字就是“邵滑”。

然而，1966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写下的信件里，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震撼力的意见。唐兰认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原来，唐兰运用他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为“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唐先生还认为此墓不可能是越王墓，应是楚墓；这方剑是楚灭越以后所得的越国宝物。1966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先生在复信中，也明确指出剑铭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而且认为望山一号墓未必为越王墓，仍当是楚王族、贵族之墓，其年代可能早到战国初期。

这个新颖的意见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2月28日，郭沫若复信也明确指出：“越王剑，细审确是勾践之剑。”

方壮猷随后将剑铭考释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结论函告各位先生，未见有异议，因而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原来如此 吴越之地多宝剑

我国上古三代之青铜器，论礼乐重器，当属中原地区铸造的为最好，但谈及兵器，最精良的莫过于吴越之地。

《考工记》上说：“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吴越地区自古水网纵横，开阔的平原较少，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战车作战方式在这里很少有用武之地，所以步兵才是吴越军队的主力，步兵所需要的是适合于近身作战的既轻便且锋利的武器，而剑恰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而吴地又富藏铜、锡，这又为铸造宝剑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

吴越青铜剑一般认为是先在吴地发展起来的，而吴越两国又地域相连，交往密切，当青铜剑制造技术在吴地得到发展时很快也传入越国，使得青铜剑的铸造技艺成为吴越两国共同的财富。

吴越宝剑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相互影响，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显著特点，其剑体的菱形暗格纹、剑首的同心圆和复合剑体更是被称为“三绝”。由于当时缺乏史料记载，这三种工艺在秦汉就失传了，直到近年来通过一些专家研究和试验，谜团才被逐渐解开。

史海钩沉 海外展览不慎受损

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为有幸一睹这把名剑的风采，而在祝辞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与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

1984年12月，为迎接香港回归，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

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时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时，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使一块有机玻璃柄板卡在了勾践剑的剑刃上。剑拆下后，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0.7厘米、宽0.1厘米的新伤痕。

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受损情况作出的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尽管如此，此事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