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不认为中共是心腹大患 为何还要杀害李大钊

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而张学良呢，“则认为共产党人士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所以后来他为蒋介石所逼迫而杀了潘东周、董道泉（东北军团长，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与红军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解除胡宗南围攻红二方面军时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对二人遗属又加以抚恤。黎天才在东北时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对黎天才，张学良除了曾以之对付共产党之外，也有惜才的心思；将他揽为亲信，则是国内形势、张学良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已故历史学家张魁堂先生在其力作《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一书中，对张学良开始接近身边的“前共产党人”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张苦于“剿共”无出路，抗日又遥遥无期，“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寄希望于国民党，还支持过国家主义派，但都失望。他在欧游期间，发现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共产党。在武昌行营期间他发现红军虽人数不多却消灭不了，而东北军损失虽不大，但吃亏的时候多。因此，他决心研究共产主义，想了解共产党。1934年下半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要手下两个人给他讲课和帮助，一个是黎天才，另一个是潘文郁（即潘东周——编者注）。”此外，“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还让黎天才找来参加过工运的吴雨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吴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时铁路总工会的成员，吴在“二七”大罢工中被捕，后叛变革命）给以秘书待遇，专讲工运问题。”这一番“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对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黎天才是张学良的机要组组长，由于黎的影响，张“对在战场上获得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文件、理论书刊等也留心阅读，这使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黎天才、潘东周、吴雨铭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智囊”，潘东周甚至牺牲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