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认为长征胜利第一靠红军忠勇 第二靠是什么

1927年秋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城市的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服务。但是双方什么关系呢？也不太清楚，都没有解决。开完“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迁回到上海。这是隐蔽活动和秘密活动的一个规律，哪个地方越乱越容易进行活动，越铁板一块越不容易生存。在汉口武汉的时候，武昌的10万人，汉阳的2、3万人，汉口最大，有100万人。其实100万人也没多大，就是现在沿着汉口江面一片几个租界，汉口坐黄包车，上去跟黄包车夫讲到什么地方，自然就拉到了，毕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铺码头，你跟黄包车夫要讲怎么走怎么走，汉口一百万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人口400多万，各行其政，管辖很混乱，这才为党中央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隙。

这个时候，党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这确实是苏联指定的，找一个码头船运工人，船运工人很多流氓性质是最强的，他是跑江湖的，周恩来讲向忠发是我们党不光彩的总书记，后来嫖娼被人抓住了，后来枪毙了，所以他是非常不称职的，而且他也没有水平领导。苏联看他不争气，派了王明，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27岁的学生来负责党，这根本也不行，完全一介书生。具体保卫工作向忠发、顾顺章来负责，我们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期《文史参考》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讲顾顺章其人，这个人确实给中共中央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一张，这个人从来不照相的，这是上海市政府成立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个合影中间剪下来的，这个人从来不照相。

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都牺牲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共产党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时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上周恩来为正，顾顺章为副。后来顾顺章一叛变特科工作整个不行了。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80年代上海活着，后来叛变了，解放后还给一碗饭吃。二科是陈赓。特科也是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负责党中央日常活动，怎么租房子之类的，财务开销都是一科管。二科是情报，三科是行动，杀叛徒，四科是通讯，跟各个城市联络，电台之类的。另外，当时特科的工作主要派苏联学习过“格别乌”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苏联最早叫契卡，后来是政治保安总局叫“格别乌”，1953年改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中共最早建立的情报机构学的苏联的“格别乌”的经验，周恩来按中国特色规定了任务，就是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这个意义重大。以后几年内，保证了党内党的生活基本健康，另外跟恐怖主义划清界线。毛泽东后来坚持一个原则，毛主席在的时候从来都是党内不许搞侦察，党内斗争当时很频繁，毛泽东跟刘少奇、彭德怀都有意见，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到刘少奇家、彭德怀家安个窃听器，从来不许搞侦察手段，侦察手段只能对敌不能在党内，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保证。美国也是一样，联邦政府要求全国所有电话都能侦听，这不严重侵犯人权吗，那还有什么隐私可言？你确定这个人是恐怖分子，是嫌疑人，可以侦听他，普通老百姓都侦听怎么得了？那不整个严重的特务政治了吗？苏联很糟糕的一点也在这儿。另外周恩来规定，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引诱取得情报，而要靠政治信仰发展情报组织。

国民党这一点特别不好的是，同盟会开始，孙中山讲同盟会三大任务之一就是暗杀。到北京暗杀摄政王，还视为一个壮举。暗杀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的，进行革命是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消灭一个个人。当年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一看蒋介石在广州的时候就飞扬跋扈，有危险，找到毛泽东、恽代英讲，花重金雇枪手把他干掉，毛泽东说不能这么干，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么干，你杀了蒋介石还有张介石、李介石，暗杀是不行的。国民党愿意干一套，蒋介石搞军统、中统、宪兵，而且经常搞暗杀。他搞暗杀更不得人心了，你是国家统治者，你对反对你的人不敢公开审判，派人去暗暗的干掉，这不更坏了吗？这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吗？这在国民党内搞得离心离德。为什么国民党分这么多派，而蒋介石都不满，重要一条就是特务政治。后来国民党的特务自己把自己搞臭了，一听说特务，人人痛恨，关键就是手段区别。李宗仁是蒋介石二把手，天天骂特务，因为他身边的位置都是蒋介石派的特务，天天向蒋介石报告，他对身边的人都搞这套东西，他当然不得人心了。

苏联的契卡这一点后来也很糟，列宁在的时候只是对外的，斯大林后来把它变成对内，最后用来监视其他领导人，造成后来恐怖大清洗。苏联情报机构，格别乌只属于领袖个人。列宁格勒市的格别乌，政治保卫总局，列宁格勒市委管不着，他还监视列宁格勒市委，他只向斯大林个人汇报，他派出的格别乌外驻机构，当地政府管不着的，只属于领袖个人，不属于特务机构了，跟明朝“东厂”、“西厂”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原则就是这样，北京市的安全局、各省的公安厅，必须在省市党委政府领导之下，怎么能侦察省市党委？中国共产党从周恩来建立特科开始，就不允许搞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