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老兵：如果没希特勒出现 德国依然会发动二战

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之说。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都只适用于自身。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对于这一点，被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的中国人体会尤深。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

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1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1.5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36艘，而对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

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

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买一个面包要花1000亿马克，一升牛奶要花3000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二战’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的副部长。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策略的一种讽刺吗？”

老市长出生于1937年，那时距离战争的启动只剩下两年时间，对“一战”后德国所处的极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体验。为了验证他讲述的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戴林，邦特鲁普（Barntrop）人，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