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搞暴力拆迁：违者立斩不赦 3天打造沿海无人区

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立刻变本加厉，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迁界令”。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势，画出迁界图纸，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爷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头一次“迁界”，从山东至广东，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布置兵丁“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1662年，即改元康熙以后，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签了投降书，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气急败坏，再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封港毁船，禁止居住。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紧接着又下令东起饶平大城千户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南粤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据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就这么着，康熙还嫌“迁”得不彻底。1664年5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如此一迁、再迁、三迁，才把沿海无人区的界线基本定下来，最远距离有达二三百里者。那时也搞暴力拆迁，大小官员手持“迁界令”，先定下“迁界”的两端，用绳索拉直，作为铁定的界线。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线上，划界从中间穿过，便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剩下半边能否住人，官家一概不管。有的还在界线上掘一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者”，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到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竟然“逼城为界”，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一派“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几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深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达地区，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1万亩有余。迁徙之民被迫离开故土的时候，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描述当时迁界的惨状。其中有这样洒满血泪的句子：“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福建直接与台湾隔海对峙，执行“迁界”令自然首当其冲。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为界，随即建立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划界的标准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或是挖掘深沟堑壕，或是用泥土高筑隔离墙，再后来索性征发民夫大兴土木，将泥土筑成的隔离墙改筑为具有法律效应的界墙。同时，沿着界墙按一定距离设立寨和墩，五里一墩，十里一寨，建一寨需3000多两银子，建墩的花费约为建寨的一半。这笔银子朝廷不给，逼着当地百姓自掏腰包，“拷掠鞭箠，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寨、墩建成后，墩由5名兵丁把守，寨由6名兵丁把守，禁止百姓越界去海边，凡违规越界者“杀无赦”。该省靠近广东的东山县，迁界时百姓故土难离，牵衣顿足不肯挪步，官军便大开杀戒，当场被屠戮的居民近3万人。《台湾郑氏始末》一书这样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肆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外志》形容：“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以后，东山百姓返回家园的幸存者十仅二三。

近年播放的一部赞扬“康熙大帝”的电视剧，推出姚启圣老奸巨猾一张油嘴，将“迁界”表现得温情脉脉，大仁大爱。不但说“迁界”禁海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还说朝廷处处体恤百姓搬迁之劳，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是早在内地为迁移百姓准备了多一倍的土地，且三年之内不纳粮，三年以后田土谁种归谁；二是迁徙搬家运载工具不够的，可以用军营的车马帮着载运，6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兵勇用轿子抬着走。荧屏上，老太太笑眯眯坐在官轿里，男女老幼欢天喜地忙搬迁。事实上，清政府没有任何妥善安置迁徙百姓的举措，倒有不少防范被迁百姓返回故地的损招。当居民被赶出世代久居之地，立刻毁屋拆墙，有来不及退出者即被压死在倒塌的房屋内。至于留在住地不愿迁徙的“钉子户”，官府即派人放火焚烧房屋，“片石不留”，人也跟着恢恢烟灭。紧接着摧毁农民辛勤耕耘播种的田土，砍伐世代经营的林木，“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至是一望荒芜矣”。而屈从官府迁徙的人，路途上“民死过半，枕藉道途”。有勉强支撑走到内地，摆在面前的又是生不如死的绝望，原来姚启圣们答应的安置条件，全是骗人的鬼话。《清圣主实录》也不得不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说，康熙在位期间也曾热衷了解西洋文明，且十分宠信汤若望、南怀仁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对他们掌握的西洋历法兴趣尤为浓厚，曾让王公大臣兴致勃勃观赏中国天算家、回回天算家和西洋天算家推算一次日食的比赛，最终以南怀仁、汤若望误差仅5分钟取胜。但毋庸讳言，其认识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朝万历皇帝的水平，一律以“奇技淫巧”视之，不过满足一下好奇心或充当宫廷生活的小点缀而已。西洋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乃兴海强国。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康熙及其执政团队，与以往用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群体一样，此时最向往和最关注的是尽快融入两千多年来的华夏农耕文明，大江南北的被征服者也热衷于用孔孟之道改造这帮原始落后的狩猎者，用古老文化同化征服者，以平衡原本极不平衡的心态。因此，面对西洋诸国从海路纷至沓来，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击中国的大门，朝野上下皆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纸迁界令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人为地将好端端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为日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腾出广阔空间。

笔者与一些专家、学者讨论过，禁海与迁界，最可怕的还是作茧自缚，禁锢了整个国家的眼界和民族的思维活力。偌大一个中国居然可以数百年躲进“蜗牛壳里”，闭眼不看欧洲大航海带来的世界巨变，津津乐道着“天不变道亦不变”，最有头脑的知识阶层也都钻进故纸堆里，一拨接一拨掀起训诂热、注经热、整理国故热……不但远离了海洋，也远离了现实。如果说，当年朱元璋以狭隘的田园意识颁布“禁海令”，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以狭隘的游牧意识推行“迁界令”，则种下了让中国蒙受西方列强扩张海权的苦果。一心想把中国变成“日不落”帝国“茶园”的英国人，很快就要用他们的近代文明成果和海洋思维方式，与我们的乾隆爷面对面了。（《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