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何人从共产主义阵营消失直接导致高岗“退场”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二九二页）

谁会想到，高岗的显赫即将消退，迅疾化为过眼烟云。

身影消失

让人们震惊的是，曾经备获众人好评和青睐的高岗，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发和批判，随后又竟然成了中共当代史上的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角。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高岗最后竟然是以选择自杀方式而结束生命。韩素音写道：

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6年底。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三○二页）

从此高岗的身影，跌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历史起落，瞬息万变。

高岗身影到底为何消失，是当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值得研究。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有着诸多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原因。此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更愿意将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去世，看作一个颇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斯大林的身影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为他所青睐的高岗，其退场只是早晚之事。不过让人吃惊的是这一退场来得如此之快，结局如此之难以想象。

斯大林去世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前去参加葬礼。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迪克·威尔逊，在所写周恩来传记中，特意提到毛泽东没有前去参加葬礼的这一情况，并就此展开一番议论。他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对于中国领导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惟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所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

（《周恩来》，二七二页）

威尔逊所论，事出有因。

在苏联面前站起来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周恩来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访问，请求斯大林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弥补中国派兵朝鲜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一次的谈判，与毛泽东当年的来访一样，依然不顺利：

竭力把红军（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引者注）留在朝鲜境内，无情地消耗着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的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

（《周恩来》，二七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