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回忆长征时曾气愤地控诉谁“他要饿死我们”？

在草地行军中，除了饥饿、疾病的折磨外，红军指战员还经常遭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当地土匪和受国民党牵制的反动土司武装的袭击。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初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将抵达噶曲河时，六七百人的藏骑队伍从上丘间突兀而至。敌人赤着膀子，人手一把长刀，挥舞着，吼叫着，朝总指挥部压来。红军后卫特务连仓促迎击，由于人少，又没有机枪，边阻击边往后撤。在这危机时刻，正在左侧行进的红288团听到枪声，便以最快的速度从侧翼增援。怎奈战士们好几天粒米未沾，又急行军赶来，累得举起枪来却胳膊打战，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敌人更加肆无忌惮了，几百匹马同时蜂拥而来。红军一位营长急中生智，采取了打“排子枪”的战术，令一字排开的队形收拢成方阵，战士分卧、坐、跪、立四种姿势握枪。敌骑冲过来，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几百支枪连续射击，火力比机枪还猛，敌骑被打得鬼哭狼嚎，狼狈撤退。贺龙接到战报后，连夸这种“排子枪”战术是对付敌骑兵的好办法，通令全军推广。

历经千难万苦，红二方面军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跋涉，终于在7月底到8月上旬先后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在穿越草地的过程中，红二方面军减员达数千人。

任弼时积极促进党内团结

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任弼时，在穿越草地的过程中，边行军边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谈话，做张国焘的工作，为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解决党内分歧，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甘孜时，由于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两人没能会晤。进入草地后，任弼时专门找徐向前长谈。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倡议，讲了几点看法：（一）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弼时同志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在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交谈后，任弼时于7月10日致电张浩、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表明了自己对解决党内分歧的态度：“我到甘孜后才知道：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二、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全国极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三、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需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朱德）两同志之同意，特向六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或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五次围剿和斗争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三）二、四方面军部队战斗情绪极高，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2、6军情绪亦甚好，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2、6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

中共中央对任弼时的建议极为重视，两天后，张闻天复电任弼时：“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待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坚定地相信朱德、任弼时。7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报了任弼时的建议：“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成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成国焘的。”

在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和积极做好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工作的同时，任弼时随时向红二方面军通报情况，全力保证红二方面军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在走出草地之后，8月9日，任弼时在求吉寺给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琪写信，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认为是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到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我想：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