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末李宗仁为何不敢赴台：深恐沦为“张汉卿第二”

核心提示：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杨天石，原题：《蒋介石在台“复职”与李宗仁在美抗争》

1949年元旦，“国军”在内战中败局已定，眼看大势将去，在桂系的逼迫下，蒋介石发表文告，表示愿意和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他说：“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4日，蒋介石亲到李宗仁的住处拜访。“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他要李出来顶起局面，和共产党讲和，并且声称，自己5年内将不干预政治。

同月21日，蒋介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引退。当日，发表引退文告，声称自元旦文告发表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文告》宣称：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自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同日下午，蒋介石飞赴杭州。22日，回到溪口，住在母亲王采玉墓旁的慈庵里。

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并没有抓到实权。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可以用总裁的名义控制一切，指挥一切。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飞到桂林，和李宗仁会谈，形成了一份《谈话记录》，声称与其让李宗仁“徒拥虚位，无裨实效”，不如自请解除代总统职务，“仍由总统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自请解除代总统云云”云云，是假话，这份《谈话记录》的实质是要求蒋介石交出权力，尽快出国。

5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见到了这份《记录》，于6日复函行政院长何应钦，坚决拒绝出国，要他转告李宗仁，请李“莅临广州，领导政府”。同函并说明从今日起，只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蒋介石声称不再过问政治也是假话。同年5月底，何应钦向李宗仁请辞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拟以居正继任。居正在历史上属于西山会议派，与蒋有较深矛盾，与桂系则关系较好。李宗仁认为他“为人正派，敢做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卑不亢”，如出面组阁，蒋介石将“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蒋得讯后，立刻致电在广州的郑彦棻等人设法阻止。日记云：“若不能战胜与克服彼獠，则惟有亲自复职之一法。”这是蒋日记中第一次记录他有关“复职”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又在日记中表示“自悔当时不应退休”。

5月31日，居正以一票之差，其任命未能通过。李宗仁无奈，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获得蒋同意。李又力图安排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蒋介石认为这将大有助于桂系扩张军权，极力反对。

桂系抓不到权，无法做事，只好仍请蒋介石出马。9月25日，白崇禧访蒋，提出李宗仁退为副总统，请蒋复职，企图推动二人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蒋对白的建议不表可否。此后，国民党领导层中要求蒋介石复职的人日渐增多。蒋介石也找人谈话，为复职做准备。

党内大佬纷纷劝蒋“复位”，李宗仁赴美就医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陈赓所部积极向广州进军。8日，蒋介石刚到台北，就接到洪兰友的电报，声称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事实上，李宗仁并无此意，仅表示，“如果蒋先生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

当天，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声称广东西北及湖南、贵州军事，已趋劣势，要求蒋介石复任“总统”，长驻西南。9日，蒋介石约见新到台北的吴忠信。吴称：此时广州若失，政府迁渝，蒋介石再不复职，则以后将没有机会。14日，蒋介石又召见阎锡山。阎讲话圆滑，仅称：人定胜天，希望蒋介石对出处早下决心。15日晚，蒋介石约李文范、马超俊聚餐。李文范主张蒋介石复职，其理由是，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

在摸清党内大佬意见后，蒋介石决定迅速行动。

10月18日，蒋介石召开隶属于总裁办公室的“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究复职利害。他发言称：“只问应该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必要，则不必研究外交上美国加我之害及其后果如何。此时只有自主自强，决无外援可望。”出席者大多数主张“再起”，但也担心桂系反对，主张应使李宗仁和白崇禧谅解，不致造反。

当晚，蒋介石约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数十人再次研究。这一次，担心桂系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结论是不主动推进，等待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以免内部分裂。这一结论自然不合蒋介石的心意。他的想法是：再不能迁延，否则时局更无挽救之望。

11月7日，洪兰友飞台北与蒋介石详谈对“复行视事”的意见与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李宗仁的求退，并非心悦诚服，不过想摆脱责任而已。吴忠信则称：研究复出问题，不应以李宗仁是否有诚意作为基准。蒋介石非常欣赏吴的这一意见。

此时，白崇禧仍企图劝蒋、李二人妥协、合作。12月4日，他致函蒋介石，请蒋复出为“总统”，早日来渝领导，“李代总统”仍为“副总统”。14日，蒋介石自台湾飞到重庆，致电李宗仁，要李即日返渝，共商一切，同时致电白崇禧，要白帮同劝驾。

李宗仁患有严重胃病，这时便血不止。20日，李宗仁自南宁飞赴香港，声称将飞美治病。22日，蒋介石约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4人持函赴港，探访李病，劝其回国。蒋在函中保证，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同日，蒋介石约白崇禧谈话，仍然表示本人此时决不复职，要求李宗仁克日回渝，商定对内、对外大计。

居正、朱家骅等4人的香港之行无功而返。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一致同意蒋介石“复位”，27日再次开会，听取居正等4人香港之行的报告。蒋介石发言，从对外、对内两方面说明自己迅速“复职”的必要。他说：“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蒋介石认为，在此状况下，各国将不得不考虑承认北平的中共政权。

关于国内形势，蒋介石声称：“此时举国上下，人心动摇”，云南的卢汉等人已经宣称，李既出国，蒋又不肯“复位”，“国家无人领导，尚何希望之有”！蒋介石企图以此说明，他的复出尚有“维系人心”的作用。因此，蒋的意见是：不能不作复行视事的准备，需要研究的只有“时期问题”。蒋既如此说，参加会议者自然一致认为局势严重，“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会议决议：“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

29日，国民党中常会再派朱家骅、洪兰友赴港，传达决议。早在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即同意李宗仁来美就医，表示将予以便利，李宗仁便决定以“代总统”身份赴美。他对朱、洪二人说：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常会决议约束。

12月2日，朱、洪二人持李宗仁复函返渝，蒋介石与阎锡山、张群二人商量，决定在完成“法定手续”后，再作“复行视事”的准备。

3日，国民党中常会继续讨论，迁延不决。蒋介石摆出摊牌姿态，他说：或者从此不问军政，任由李宗仁亡国；或者立即复位，行使职权。蒋经国等不主张“速复”，但会议仍决定在手续完成后于短期内“复位”。会后，阎锡山仍想再做一次努力，致电请李宗仁“力疾归国，挽救危局”。4日，李宗仁复电，表示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5日上午，李宗仁自香港飞美。

李宗仁不肯返台，

深恐沦为“张汉卿第二”

蒋介石既不放心李宗仁，也不放心美国，认为李宗仁赴美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定会以李打蒋，认为只有“定位正名”，才能防止美、李的阴谋与毒计，于是决定启动“复职”手续。

12月4日，迁台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致电在成都的蒋介石，声称前此引退的原因，早经消灭，不能视事的理由，不复存在，时急事迫，要求蒋实现“李代总统”的“屡次诚恳表示”，迅行复职，继续执行“总统”职权。

在成都的“国民大会代表”、中国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民社党代表蒋匀田等，都纷纷向蒋示意，要求他即时“复职，”“明赏罚而正功罪，泯派系而擢贤能，尊友党而重舆论，察民隐而苏民困”。

7日，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712人在台北举行会议，致电蒋介石，声称时局已至“千钧一发之秋”，要蒋“俯顺舆情，领导军民共挽危局”。同日，洪兰友致电蒋介石，报告说，于右任与居正两位“院长”都迫切希望蒋介石“复职”。21日，蒋介石复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暗示他已决定“复职”。函称：“自当仍本数十年之革命精神，群策群力，挽回国运。”

至此，蒋介石认为向李宗仁提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0年1月18日，台湾“监察院”开会，讨论事先起草的致李宗仁电文，指责他“于战局危岌之际，遽离中枢”，“重洋远隔，何能因应事机，由此所造成之违法失职事件，其将何以辞其咎”！讨论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居正同情李宗仁，发言称，李宗仁出国，有公开文告，“本院要忽略此层，似乎不妥”，至于“违法失职”等文字，是对未来的推测之辞，也似不当。会议大多数人反对居正意见，电文获得通过。

同月24日，李宗仁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出院。29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复电台湾“监察院”，声称病体尚须休养，不能立即返台。2月2日，李再复一电，表示在赴美就医期间，除施行手术的几天，均照常批阅来电，公布命令，政务并未废弛。留医期间，曾与美国朝野“直接间接密取联系”，争取美援云云。蒋介石读到这些电文后，在日记中指斥李宗仁“仍以政治、外交为儿戏，毫不负责自罪，无耻无赖。”

李宗仁之所以不愿返台，主要是担心受蒋控制，失去自主和自由。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

在美国当“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当然荒唐。2月12日，台湾“监察院”开会，通过曹德宣等9人提案，批评李宗仁企图在美国主持“国事”，于事实、法理，均不相合。会议通过的电报指责李“拖延贻误，无异自绝于国人”，并且表示不愿再与李宗仁作“文电之往还”。居正此时仍同情李宗仁，认为监察院的电报“措辞等于弹斥”，“被利用作杀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