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周恩来利用哪位元帅逝世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邓小平健步登上联合国讲坛，庄严宣布：中国将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从联合国载誉归来，毛泽东更为倚重。每当毛泽东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时，总能看到邓小平的身影。

在促使邓小平复出和重新工作问题上，周恩来呕心沥血，煞费苦心，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让邓小平复出并委以重任的决策者。没有毛泽东的决策，任何人也不可能使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但在毛泽东决策以后，是周恩来抓住不放，排除万难，一以贯之，落实到底，把毛泽东的决策迅速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革命情谊，长达半个多世纪。早在20世纪初，当他们在欧洲勤工俭学时，便一同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路，在中国旅欧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集会和活动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并肩战斗的英姿。邓小平在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曾无限深情地回顾周恩来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过邓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岁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里，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出席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支持，始终站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工作的第一线，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使周恩来顿时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他千方百计保护邓小平，并一直在寻找着、等待着、思考着如何使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最佳时机。

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要求江西省妥善安排好邓小平的居住、生活、劳动和学习，绝对保证邓小平的安全。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林彪密谋“抢班夺权”这一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异常繁忙，但他还是挂念着在庐山脚下的邓小平。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一天，周恩来对保健医生说：“这里现在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指周恩来的一位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轻轻叹息了一声，以惋惜的口吻说：“我告诉你，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来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

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追悼会上，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把邓小平“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时，立即敏锐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一个会议的代表时，明确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如今，关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毛泽东亲自作出了重要批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雷厉风行，迅速行动。

周恩来首先派人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并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写道：

登奎、东兴同志：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笔者注）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笔者注）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